“家事月谈会”上婚调师们在进行案例讨论。

　　浙江在线4月20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钱祎 顾雨婷 县委报道组 盛思佳 张文燕）四月的阳光，暖暖地洒进嘉善县婚姻登记处。几对新人正在排队等着登记，一对吵闹着要离婚的小夫妻走了进来，打破了婚登处的和谐。陶建文赶紧迎了上去，把声音越来越高的小夫妻拉到一旁。“有话好好说，不要吵，你俩先冷静下来。”

　　这样的尴尬场景，陶建文经常遇到，但随着一次次的历练，她已能从容应对。

　　陶建文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却时常管着别人家的“闲事”——劝解那些前来办理离婚手续的夫妻和好。近年来，全国各地离婚比走高，许多市民加入到志愿者行列，在业余时间充当起“老娘舅”的角色。他们被称为“社会婚调师”。

　　近日，嘉善首批38名“社会婚调师”持证上岗。区别于传统的“大妈”式婚姻调解员，这些“社会婚调师”来自各行各业，经过专业的培训和考试。他们的年龄都不大，多是“75”“80”甚至“90”后。他们在离婚夫妇最后的必经之地婚登处打造了一道“最后防线”，在这里上演一场场新时代的“婚姻保卫战”。

　　“婚调师”向社会招聘

　　“我当上‘社会婚调师’了。”前段时间，在一家网络公司任职的肖红在朋友圈和大家分享了她的喜悦。朋友们纷纷为之点赞，也有朋友好奇地留言问，“‘社会婚调师’是什么？你怎么考上的？”

　　说起这件事，肖红觉得很骄傲。去年，当她看到嘉善县妇联、县民政局、县人社局联合举办婚姻家庭咨询师培训班的消息时，她也对“婚调师”这个工作一无所知。

　　社会的知晓率低，正是嘉善县妇联副主席王丽君的无奈，“离婚人群增多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我们需要积极应对，但许多人并不知道还有‘婚调师’这个群体的存在。”

　　“以前不是没有过类似的‘婚调师’。”王丽君说，近几年嘉善在县镇村三级建立了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期在基层化解更多的婚姻矛盾，然而效果却“没有想象中乐观”。

　　“基层调解员往往由村（社区）妇联主席兼任，人员缺口还很大。”王丽君这么分析。这种情形也能从数据中得到印证。以嘉兴为例，2017年市本级离婚数达2596对，比2016年增加367对。在嘉善，2017年共办理离婚登记963对，平均每天约有3对夫妻“劳燕分飞”，离婚比创下近5年新高。而去基层主动寻求调解离婚的数字却“少得可怜”。

　　“其中一部分当事人不是不愿意，而是不知道去哪里或该怎么寻求帮助。”王丽君说，“婚调师”其实有着巨大的社会需求，“只是过去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让他们真正发挥作用。”

　　按照传统模式，婚姻调解员基本都从民政、妇联系统中选聘。“也许可以试一试向社会招聘？可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王丽君有些担忧，会有人来报名吗？效果怎么样？这些都是未知之数，但有一点她明白，面对新时代大众婚姻情况的发展，也许一些新的尝试会带来令人意想不到的改变。

　　肖红就是这样在网上看到了一纸通知，想到身边人也遭遇着或多或少的婚姻问题或困惑，她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报了名。同样想“试一试”的还有当老师的盛红霞，为了更好地教育孩子，她也想在业余时间更多地了解家长、学会调解家长之间的矛盾。

　　王丽君没有想到，在短短两三天内，100余份报名表从各地汇集而来，报名人中有教师、公务员、律师、医生、企业职工等，不乏硕士、海归等。

　　在这场新形式的探索中，无论是招聘方还是应聘方，大家都迈出了“试一试”的第一步。

　　调解方式与时俱进

　　在新时代的婚姻关系中，导致离婚的原因更多样，原因也更复杂。离婚“主力军”的年龄分布也在改变。在离婚年龄段统计中，两个年龄段是明显的高峰，一个是30-34岁，另一个是40-49岁，其中30-34岁占比更高。离婚年龄年轻化，“80”“90”一代成为当前离婚主要人群。

　　面对新变化，如何让离婚调解更专业？“婚调师”们对自身的角色定位和工作方式也在与时俱进地进行改变。

　　林洁上岗“社会婚调师”后，一桩调解令她印象深刻。一对夫妻，两个人因为工作原因分居了大半年，今年春节还在一起好好地吃着年夜饭，没想到一过完年丈夫便提出了离婚，且态度十分坚决。两人来到婚登处时，把财产分割都明确好了，全程表现得理性冷静。林洁试着分析，传统的婚姻调解中，往往先入为主偏向女性，一般总是劝和，而这次，双方没有争吵，对协议中的条款也无异议，两人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婚。

　　林洁表示理解。她说，许多婚姻走到尽头，是因为一时冲动，但也有些婚姻，夫妻双方确实是感情淡了，很难再挽回，“如果两人是在充分沟通、互相尊重的前提下选择分开，我们应该更加尊重双方的意愿。”

　　对此更有发言权的是在社区妇联工作的陶建文。对于村（社区）一级的调解员来说，工作开展尤为困难，因为有时他们连调解对象的面都见不着。

　　“婚姻调解要经双方当事人同意，不是每对离婚夫妻都愿意接受调解。”陶建文记得过去总是“碰壁”，“一方找到我们，另一方却拒绝调解，电话打过去直接挂掉，一句话都不肯说。”

　　王丽君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因此当“婚调师”们经培训考试取得“执照”后，他们的工作地选在了县婚登处的婚姻辅导室里，他们要打造的就是这道婚姻的“最后防线”。

　　婚登处是离婚夫妇最后的必经之地，双方必须同时到场才能离婚。用陶建文的话来说“见面三分情”，她在离婚双方排队等候时，以法律咨询等名义与他们“套近乎”，试图让他们走进与离婚室一墙之隔的婚姻辅导室。

　　但即使能见到离婚双方，“婚调师”们的举动也常常不被人理解，甚至招来一些人的白眼和讽刺。即便如此，看到有夫妻过来离婚，他们还是不死心地上前询问。挨的白眼多了，“婚调师”们都练就了好眼力，能看出离婚当事人的心事。“如果看他们是一时冲动，就会劝他们冷静考虑后再做决定。我们想做的，只是给他们创造一个把心事说出口的机会。”

　　幸福家庭需要维护

　　因为是婚姻调解的“新人”，每个月，这38名“社会婚调师”只要有空，都会坐在一起分享工作经验，探讨如何调解更有效。他们把这叫作“家事月谈会”。

　　“有什么事，先别急着离婚，坐下来喝杯茶谈谈心，说不定就想通了。”这句话几乎成了陶建文的口头禅。她的经验是，每次把一对夫妻请进婚姻辅导室后，她会理性地和双方一起剖析现实问题。而肖红则更偏向于感性，在调解中谈的更多的是感情。比如一个星期前她成功劝和的一对夫妇，用的方法很简单，就是让他们谈一些结婚前和结婚时的场景，再回忆走到离婚的过程，让他们找到感情变化的原因。

　　说起现在全国各地离婚比走高的现象，“婚调师”们也有自己的分析。他们说，一方面是社会进步使人们的婚姻观念发生了变化，社会对离婚的包容度提高了，从侧面来说，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是现代男女经济更独立、收入提高，对对方的经济及心理依赖程度降低了。“但无论时代怎么变化，人与人之间，都不能少了沟通。”肖红说，在婚姻中，双方都是平等的，找准根源分析才能解决问题。

　　有人说，没有人能真正地对别人的生活感同身受，做离婚调解工作只是“纸上谈兵”。然而，这些新加入的“社会婚调师”们却用“成绩”证明了他们工作的意义：自嘉善县首批“社会婚调师”上岗一个月以来，共为11对夫妻提供免费咨询服务，其中介入离婚调解10对，4对夫妻做出暂缓离婚的决定。显然，他们的“纸上谈兵”很有一套。

　　记者了解到，今年嘉善还要继续开展婚姻家庭咨询师培训，并将推出“幸福家庭指导师”，在结婚登记时签订反家暴承诺等一系列举措。“在平时婚姻出现矛盾或问题时就要解决，不要等到离婚时才开始调解。”王丽君说，开展婚姻调解工作要把事后协调进一步往事前挪。

　　愿无岁月可回头，且以深情共白首。在新时代的“婚姻保卫战”中，愿每个人都被温柔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