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市凤山街道借助社区组织的力量，开展平安建设宣传活动。浙江新闻客户端拍友　张佳丽　摄

　　有人说，基层治理一要人够多，二怕人太多。

　　人不够，会应接不暇，导致治理的缺位；人太多，易尾大不掉，还容易导致管理的越位。

　　在余姚，基层治理的“量”与“质”正逐渐找到平衡——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充分打开，近3000个社会组织活跃在基层一线；市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心作为治理“大脑”高效运转，乡镇街道、市直部门、社会组织实现一体化协作；智能化则让治理更“聪明”……

　　基层治理在“多多益善”的同时，更应达到“精准施策”，余姚人形象地称此为“阿拉一起来”。那么，这种治理方式到底带来了哪些改变？

　　“触角”越来越多

　　变政府包揽为共同管理

　　余姚市低塘街道有一支300多人参与的“低塘阿姨”平安志愿服务队，参与当地交通劝导、消防安全、公益救援、矛盾化解、治安巡防等活动，已成为当地基层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图为“低塘阿姨”为老人服务。　浙江新闻客户端拍友　陈美洲　摄

　　一到余姚，记者就对当地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的活跃度和深入度感到惊讶。

　　在这里，仅社区治理类的社会组织，在民政部门备案的就有2852家，平均每个社区（村委会、居委会）近10家，另有千余名“两代表一委员”以及数万名群众活跃在一线，它们共同成为余姚基层治理不可或缺的力量。

　　“基层治理不能政府包揽一切，公共的事务最好共同管。”余姚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说，2018年，基层社会治理“阿拉一起来”正式提出，当地就一直致力于为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搭平台、理机制，创造更多参与条件。

　　组织化、专业化程度较高的社会组织，成为余姚重点培育、引入的对象。

　　在余姚市中心地带，有一个占地1500平方米的社会组织服务中心。2018年起，余姚每年投入百万元经费，为全市各类社会组织提供专业水平提升、项目推介、协调合作等服务。同时，该中心还针对基层治理的新需求，每年孵化约30家社会组织。它们不仅可以免费使用办公场地、基本的办公设施，还可以获得个性化的辅导和培训。

　　“以前，我们也想参与一些治理的项目，苦于没有平台支持，很难被信任。”余姚市红盾社会服务中心是一家去年新孵化成功的社会组织，目前已承接该市社区矫正教育帮扶、公益活动等多个项目。

　　红盾中心负责人说，当地社区矫正工作原本由基层司法人员负责，平均1名工作人员要管理近30名社区矫正人员，只能勉强完成“规定动作”。如今，除了红盾中心，还有心理援助协会、地方成人学校等10个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矫正，提供的帮教活动越来越灵活多样。

　　发生在余姚“两代表一委员”上的变化，则离不开“阿拉一起来”在机制上的创新。

　　“去年，群众还说我们关心的都是要上会讨论的大问题。现在，他们知道遇到小事情也有解决渠道了。”余姚市人大代表陈娟芬前不久刚帮小曹娥镇群众办成了一件好事：给镇里的55个公交站点装了公交站亭，让群众候车时免受日晒雨淋之苦。

　　这件事从提出到落地，前后仅两个月不到，陈娟芬自己都感到意外。因为她以前主要通过人代会等人大系统的渠道反映民生问题，需要人大——政府——部门——乡镇之间的流转，时间相对较长，一般要半年左右。

　　转变始于今年，余姚进一步打通了代表委员们参与基层治理的通道。他们可以直接向乡镇反映问题，乡镇的基层治理指挥中心牵头落实，这使得很多问题实现了“一步到位”。

　　目前，余姚全市1341名“两代表一委员”已提出社会治理相关问题千余个，95%以上已得到解决。

　　“阿拉一起来”对群众也形成了强烈的吸引力。

　　“黄山西路有一辆私家车在路上扔垃圾，车牌号是……”余姚市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心大厅，大屏幕显示有一名司机举报前车司机车窗抛物。

　　“车窗抛物原来是一道治理难题，现在成了我们一个治理典型。”该指挥中心负责信息化工作的钱灿说，以往抓车窗抛物主要靠“电子警察”定点抓拍取证，无法实现全路段和全域覆盖，对拍不到的违章行为无可奈何。

　　余姚人换了个思路，鼓励车主上传行车记录仪拍到的不文明现象。举报线索被核实后，举报人可以获得积分奖励，用以兑换电话费、小礼品等。这让余姚一下子多出30多万个移动的“电子警察”，很多不文明现象随之减少。去年，群众上报车窗抛物186件，今年到8月底只有十数件。

　　“甩锅”越来越少

　　变边界模糊为权责分明

　　余姚市梁弄镇协调综治办、派出所、禁毒办、妇联等部门以及镇里的志愿者协会开展禁毒宣传。浙江新闻客户端拍友　黄雄杰　摄

　　余姚市委政法委一份调查显示：2018年至2019年，该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中重复件达3563件，占有效件总数的9.56%；而智慧城管系统平台上，未及时处理案件数有819件，占总数的1.2%……

　　余姚市委政法委副书记诸剑军分析说，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因为缺乏统一有效的指挥，不能把各方力量“拢到一起”，致使应该办结的案事件不能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回复。

　　事实上，早在2017年余姚就建成了县、乡两级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心。“但它们尽管有实体，却没有足够的权威。”余姚市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心主任钱瑛说，指挥中心连指挥乡镇街道、市直部门都有些吃力，更别说去指挥协调那么多社会力量了。

　　而指挥中心权威不够，是因为缺乏明确的任务指派依据，尤其是面对复杂事件。

　　如很多专家分析所言，基层不少事件存在职权边界划分不清晰、不准确等客观情况。宁波及周边市县也曾发生过数起部门被指挥中心指派去“越界”执法的事。执法部门无一不成了被告，又无一不输掉官司。最后，面对分管部门职权边界不明确的事件，谁都不愿牵头去管。

　　在余姚，这一情况因为职责清单的制定终于发生明显改观。

　　去年，余姚首创部门职责分工裁决委员会，梳理确定首批城市管理责任清单17大类149项。住宅小区内破墙开门开窗、餐饮娱乐项目噪声扰民、露天垃圾焚烧等8项老大难问题经裁决，落实了牵头处理单位，并给予他们协调处理等必要的权限。

　　当时，曾有人担心这样确权定责会产生诸如随意指派、违背法治精神等的不合理、不公平。为此，裁决委员会在成员构成上做了详细安排，由市领导任组长，市府办、市纪委、市编委办和市法制办等负责人担任成员，同时在具体裁定中，也会广泛征求意见，并把最终裁定发文公布。

　　在朗霞街道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心大厅，四五名工作人员正在点鼠标、敲键盘。他们如今可以协调当地十数个部门、百余个社会组织。

　　“现在的指令派出去不担心会被退回来了。”朗霞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鲁定峰至今记得，去年，群众举报有人在田里焚烧秸秆等垃圾。街道先后把任务指派给城管和环保两个部门，都被以不在执法范围之内为由退了回来，等街道自己派人去处理，事发地的秸秆已烧完了。今年，所有与露天焚烧相关事件明确由城管牵头处理，基本都被消除在萌芽阶段。

　　“以前搞跨乡镇联合执法，大把时间消耗在前期沟通，容易虎头蛇尾。现在有了统一协调，可以速战速决。”小曹娥镇政法委员许滨说，跨区域治理曾被基层干部视为难事，如今，全域内实现了有条理的一体化应对。

　　慈余高速泗门出口，地处3个乡镇交界，路上车水马龙，秩序井然。很难想象，这里占道经营的流动摊位曾绵延500米，环境脏乱不堪。很多司机随意停车购物，安全隐患极大。

　　各乡镇曾分别多次处理这一乱象。但每次他们一到，摊贩们会跑去另外的乡镇，没有跨界执法权限的执法队员只好望着那条看不到的“界线”兴叹，问题悬而未决半年多。

　　今年初，在市指挥中心协调指挥下，3个乡镇一同做好处置预案，同时出动执法力量，一周之内拔掉了这个隐患点。

　　“大脑”越来越灵

　　变事后应对为事前处置

　　在余姚今年的疫情联防联控过程中，社会组织参与严把“小门”不放松，发挥了重要作用。图为姚江救援队协助在一线开展防控工作。浙江新闻客户端拍友吴军达　摄

　　如今，“阿拉一起来”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据统计，今年截至8月底，余姚全市刑事案件同比下降32.3%，民事案件立案同比下降18.86%，人民调解案件收案同比下降4.68%……群众安全感满意率进一步提升，2019年达到98.32%，高于全省1.18个百分点。

　　今年3月，余姚还被选为宁波区域社会治理3个试点之一，为全市探路。

　　然而，余姚人觉得“阿拉一起来”的潜力还没有被激发出来，又在智能化方面做起了文章。

　　“阳明东路上有人跨门营业，请城管中队马上处理一下。现场视频已发至城市管理网上平台。”在余姚市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心，记者看到这样一条指挥信息。但现场视频并不来自城管部门，而是共享自公安部门的“雪亮工程”系统。更特殊的是，这条信息并不是人工产生的，而是由视频智能分析系统分析后发出。

　　协同治理加智能治理的潜力由此可见一斑。目前，余姚已共享“雪亮工程”相关视频5万余路，通过自主开发的视频智能分析系统，实现24小时无间断监管，破解了原来要靠现场巡逻、群众举报等方式在时间、效率方面的局限。

　　“原来是一双眼睛两条腿，现在相当于有了千眼千手。”当地城管队员说，这让他们对跨门营业、违章停车等违法行为的监管更加主动，处置也更高效。

　　在余姚今年的疫情联防联控过程中，社会组织参与严把“小门”不放松，发挥了重要作用。图为姚江救援队协助在一线开展防控工作。浙江新闻客户端拍友吴军达　摄

　　眼下，依托智慧城市管理平台、12345群众举报热线等系统，余姚的城市大数据平台已经积累起14.6亿条数据，市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心每月上报的信息也稳定在3万条。“我们现在多的是汇聚，缺的是有效分析研判。”余姚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说，提升基层治理智能化能级，是一个大课题。

　　去年下半年至今，余姚一直在这一课题上下苦功，初步形成了一套动态预警机制，通过对不同渠道反映的事件交汇分析，发现有问题苗头马上协调处置。

　　今年4月，余姚智慧城市综合管理平台监测到余姚论坛、12345热线上有近百条关于美容美发卡退卡难的投诉，同比增长了近一倍。

　　余姚市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心协调商务、市场监管、教育、消协等单位，以及相关行业协会、各镇街网格员，对全市美容美发卡、健身卡、水果卡等预付式消费卡进行摸排后发现，受疫情影响，这类消费卡确实或多或少存在“爆雷”的隐患。相关部门马上介入处理，建立了该市预付卡登记备案制度，悄然化解了危机。

　　“散是满天星，聚是一团火。”采访中，有乡镇干部这样形容“阿拉一起来”给他们工作带来的影响。不管是寻求法律的援助，还是呼叫人力支援，他们通过一部手机，就能够联系到全市范围内各种资源，遇到再复杂难办的事情也不怵。

　　【记者手记】

　　让群众更有参与感

　　余姚市心理援助协会走近市民开展活动，帮助大家更融洽地处理家庭和邻里关系。余姚市委政法委供图

　　在余姚采访“阿拉一起来”，记者最大的一个感触，在于当地把基层治理这一看似只是政府的事情转化成了市民的共管共治，让群众更有参与感。

　　以一种开放的理念，吸引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基层治理中来，就是我们常说的培育主人翁意识。当地在体制机制以及技术等各方面的创新，给主人翁们创造了良好的施展空间，从而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形成良性互动。正如采访中乡镇干部所言，要想管住露天秸秆焚烧，当然可以请数千名巡逻队员、安装数万个监控探头，但最有效的办法还是通过村规民约等方式，让村民自己管理自己。

　　从这个角度来说，余姚重点培育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具有学习借鉴的价值。社会组织多是自发性组织，市民会因为某一共同的出发点走到一起。经过一定的培训，他们的组织化、专业化程度会大大提升，在基层治理中也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一位在心理援助协会的义工说，在协会参加活动，能够借助的力量更多，可以参与的层次也更深。

　　半个多世纪前，诸暨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枫桥经验”，精髓就在于发动和依靠群众。发动是有组织的发动，依靠则是充分的信任。历经风雨考验，“枫桥经验”已成为全国的一面旗帜，成为浙江人的骄傲。

　　走进新时代的基层治理，如何交出平安高分报表？当然还是要继续走发动和依靠群众的路子，并不断运用新的理念、新的技术，创新更多的组织方式、活动方式，让群众以更便捷高效的方式参与其中，获得更多更大的参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