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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的社会治理创新为何影响全国——枫桥求解和谐密码
2016年08月23日 05:33:38 来源: 浙江在线-浙江日报 浙江日报记者 何苏鸣 诸暨日报记者 翁均飞

  编者按:念平安、盼平安、报平安,是老百姓的朴素向往。无论是实现老百姓的“平安梦”,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只有天下平安,梦想才能起航。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平安是老百姓解决温饱后的第一需求,是极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发展环境。”今年正式生效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也呼吁各国采取行动,“创建和平、包容的社会以促进可持续发展,让所有人都能诉诸司法,在各级建立有效、负责和包容的机构”。

  我省的诸暨市枫桥镇多年来把群众矛盾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当地、化解在萌芽状态,为发展创建平安的社会环境,创造了著名的“枫桥经验”,为平安中国建设贡献了浙江智慧。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诸暨枫桥,去聆听那里的平安故事。

  浙江在线8月23日讯(浙江日报记者 何苏鸣 诸暨日报记者 翁均飞)诸暨枫桥区域盛产香榧,可64岁的当地人毛仲木告诉记者,在他们眼里,比香榧更宝贝的是“枫桥经验”。1963年,毛泽东同志对枫桥“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的做法作出批示,让这个浙江中部的小镇,一跃成为“全国标杆”。

  过去的53年,毛仲木从少年到年逾花甲,“枫桥经验”也不断创新拓展。在他身上发生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自治、德治、法治的理念与实践已经渗透到这片165平方公里土地的角角落落,渗透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每个人心中。

  自治:和事佬的一杆秤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可毛仲木知道,在枫桥,这都不算事儿。小时候,他就经常看到身边的亲戚邻居,相约着“找地方说理”。

  说理,不是为了给对方难堪,而是通过接受调解解决矛盾,彼此“有话好好说”。毛仲木清晰地记得,在他11岁的时候,枫桥出名了。“毛主席批示表扬一个镇的做法,这在当时真的不得了。”他说。

  毛仲木在2012年退休后选择成为镇社会服务管理中心的一名专职调解员。

  “每次看到剑拔弩张的双方握手言和,就觉得自己付出再多也是值得的。”毛仲木对记者说,“赢得当事双方的信任,把烦人的矛盾纠纷化于无形,是我坚持做调解工作的原因所在,也是‘枫桥经验’的魅力所在。”

  采访中,他说起这么一件事。就在今年4月,镇上海角村村民陈光亮因为儿子要娶老婆,想要浇筑屋前一段不到两米的田耕路。可因为近几年不断的小龃龉,邻居陈大福就是不同意,还将自家杂物堆到路面上。

  村委会几次出面协调不成,两家人一起来到毛仲木面前。“都是乡里乡亲的,有什么话说不开,无非就是在气头上,大家都想挣一个面子。”毛仲木对调解早有心得,他告诉记者,只要说情说理,慢工出细活,让矛盾双方从不理解到理解,心渐渐软下来,就有了商量余地。

  在枫桥,像毛仲木这样的“老娘舅”,每个村至少有一名,村民的大小纠纷,都会先在他们那里“报备”,若是在村里解决不了,再一起到镇上的社会服务管理中心。过去的2015年,中心共参与协调矛盾纠纷123件,涉及资金1200余万元。

  德治:乡贤们的新理念

  “过去的几十年,村里有本事的人大多往城里去了,现在,他们又回来了。”毛仲木说,去年4月,枫桥镇成立乡贤联合会,目的就是让那些在外地发展的能人常回家看看,助推枫桥发展。

  在马岭村,一条连接何家坞和王家溪头两个自然村的联村公路,马上就要通车了。村党支部书记王洪军告诉记者,这条公路修建于上世纪90年代,经过车辆的长期碾压,路面已经坑坑洼洼,不仅给村民造成不便,也制约了村中企业的发展。今年初,村两委向乡贤们求助,很快,来自全村的30多位在外乡贤和本地企业经营者,就达成意向性捐款50余万元。一直未能动工的马路,开工了。

  不仅仅是村庄建设,乡贤们带回来的,更是技术、观念与理念的创新。

  杭州地利旅游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楼旺鑫,在镇上打造乡贤文化园。他说,枫桥是“三贤”故里,又是“枫桥经验”发源地,有历史底蕴,拥有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旅游发展,有大文章可以做”。

  这正是“枫桥经验”在21世纪应有的新意。曾经,它带来的只是治安好、犯罪少的狭义“平安”,如今,它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它的目标,是经济更加发展、政治更加稳定、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安康。

  法治:调解员的“再升级”

  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

  毛仲木的笔记本扉页上,端端正正写着这12个字,退休4年整,他的生活中多了一样新事物:法。

  “小时候,爷伯叔父们做调解,带一张脸、一张嘴,说得双方握手言和,就可以打道回府;但现在,矛盾要挖断根源,一定要靠法律。”他告诉记者,社会转型期矛盾多元化、复杂化,像他这样的老调解员,都面临着这个新挑战。

  在毛仲木眼中,枫桥人的“法治”,是从村规民约开始的——

  不损坏公共设施、不侵占集体财务;不造谣传谣滋事、不参加迷信活动……这一条条“软法”,对农村中普遍存在的不讲规矩但又够不上违法处罚的行为进行制约,轻则批评教育、舆论谴责,中则黑榜公布、微信曝光,重则取消资格、赔偿损失。

  2015年,枫桥镇印制村级权力清单手册,提升民主治村标准,对村级重大决策事项、村级招投标管理事项、村级财务管理事项等13大类36个方面的操作流程进行统一规定。同一年,以法治为引领,枫桥当年化解各类矛盾992起,成功率达到98.4%,其中,85%化解在村里。

  “法律的权威源自于人民群众的内心拥护,让老百姓觉得法律是值得信赖的,他们自然会去了解、去使用。”毛仲木说,过去,村里办法治课堂,听者寥寥,这几年,能明显看到变化。

  自治、德治、法治,这是岁月在枫桥印刻的痕迹,也是枫桥人不断创新的探索。毛仲木说,“枫桥经验”伴随着他走过大半辈子,一直都在变,变得多样了、广泛了、深刻了,可其实,也一直都没变,依旧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诸暨市公安局枫桥派出所民警吴嘉军(右二)冒雨走村访户,化解矛盾。(资料照片) 浙江日报记者 徐斌 摄

  上世纪80年代,枫桥妇女参与社会治理。(资料照片)

标签: 诸暨;枫桥;治理 责任编辑: 杨静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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