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11月30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王健 通讯员 顾霄扬）张人亚，宁波北仑霞浦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早期党员之一。他1932年即英年早逝，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为人所熟知。

　　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专程到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和嘉兴南湖红船。其间，涉及到共产党员张人亚（原名张静泉）保护我国现存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内容。当时，习近平总书记问讲解员：“那你说的那个人呢？”

　　总书记这一问，让张人亚全国注目，他的红色传奇故事感动了许多人。

　　11月30日，在张人亚的故乡宁波北仑，一场“张人亚史料征集座谈会”如期展开，来自北京、上海、浙江、江西等地党史研究专家献言献策，揭秘第一部党章“神秘守护人”张人亚的传奇人生。第一部党章被张人亚之父藏在空坟中长达20余年的传奇经历，也公之于众。

　　张人亚领导上海金银业工人大罢工

　　张人亚，1898年5月18日出生于宁波府镇海县霞浦镇（现宁波北仑霞浦街道）。其父张爵谦把第二个儿子取名静泉，谱名守和。“人亚”是张静泉参加革命组织后，自己改的名字（在社会上仍用“静泉”之名）。张爵谦夫妇靠轮种族中几亩祭田和兼做厨师，维持一大家子的生计，生活拮据。1914年，年仅16岁的张人亚初中毕业，经亲友介绍去上海法租界白尔路的老宝盛（恒记）银楼当学徒。期间，张人亚同顾玉娥结了婚。几年后，顾玉娥就因病去世，也没留下一男半女。从此，张人亚孤身一人长住上海，很少回宁波老家。

　　张人亚奉命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在一次工人群众机会上的影像。由党史专家提供 记者翻拍

　　1921年，24岁的张人亚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时称“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当年即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张人亚当时是上海最早的也是仅有的几个工人党员之一。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党仅三、四名工人党员。到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时，全国也只有21名工人党员。1922年5月，首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团中央书记施存统兼任上海团地委书记，张人亚是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三个执行委员之一。1923年，张人亚担任上海团地委书记，主持上海团的工作，直至同年9月23日改选为止。

　　1923年9月，张人亚担任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主任。1923年10月，张人亚领导了上海金银业工人大罢工。这次罢工运动自10月7日开始，发动了上海所有银楼共2000多名工人参加，在上海产生了极大的反响。罢工前后持续了28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城市举行的持续时间最长的工人大罢工。虽然由于国民党反动军警的疯狂镇压，罢工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但已经使工人群众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得到了很多改善，而且还迫使资本家同意罢工期间的工资照发，可以说是一次胜利的罢工。通过这次罢工斗争，使全国工人群众看到了团结和斗争的力量，提高了阶级觉悟，也给予中外反动势力以强烈的震撼。张人亚以他的实际行动，履行了刚刚诞生的第一部党章对一个共产党员的要求。纪念中共二大召开九十周年的历史文献纪录片《1922 指路明灯》指出：“这时的张人亚，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勇敢无畏的中坚分子”。

　　1923年11月，张人亚与其他两名俱乐部执行委员一同被资本家开除，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也被反动当局取缔。上海党组织安排张人亚到商务印书馆当编辑，随后又在工人组织的同孚消费合作社工作。在张人亚等人的努力下，原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改名为上海金银业工人互助会，继续开展活动。

　　1923年9月27日，张人亚担任中国共产党上海地委直属第二小组组长（至1924年1月12日）。1924年1月，张人亚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秘书兼会计。1924年3月，根据组织的安排，张人亚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25年，国内“五卅惨案”发生，形势急剧变化，革命斗争极需干部，张人亚奉调回国。回国后，8月间他担任了中国共产党上海浦东支部联合干事会书记。10月，又任中国共产党上海浦东部委书记。1926年初，他又改任浦东部委组织部主任，6月还兼任宣传部主任。

　　1926年9月份，党中央派张人亚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继续学习深造。然而，当他抵达海参崴后，因被检查出患有沙眼，而沙眼当时被列为眼科传染病，被通知不准入境。无奈，他只得留下来治疗。正当他在边境滞留治眼疾之际，上海工人举行了武装起义，需要干部，张人亚又奉命回到了上海，接受了新的任务。

　　1927年初，为配合北伐军光复上海，张人亚任中共江浙区委宣传部分配局负责人，奉命参与筹备上海总工会机关报《平民日报》（1927年2月27日创刊），并兼任发行所负责人。期间，张人亚还动员胞弟张静茂放弃在一家商店里每月有稳定可观收入的会计职务，也到上海来参加《平民日报》的发行工作。

　　《平民日报》载有上海及国内外的新闻时评等内容，短小精悍，每期出7000字。它与《快报》、《上总通讯》等报刊的宣传，为上海工人大罢工和武装起义，响应北伐军，建立市民政府，作了必要的舆论准备。1927年3月20日，北伐军推进到上海近郊龙华。次日，党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击溃驻守上海的军阀部队，北伐军得以顺利占据上海华界。

　　把党的档案和文献藏在墓穴中20多年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这危急时刻，张人亚让其他同志全都疏散隐蔽起来，只派其胞弟张静茂一人留守机关。结果，4月14日下午，国民党反动军队派兵前来查封了平民日报社，并逮捕了张静茂。后来张人亚通过宁波旅沪同乡会的关系才将张静茂保释出来。可是出来以后，张静茂却一直找不到张人亚，张静茂就从事商业经营，没有再参加过党领导的革命组织，但他始终是共产党的忠实拥护者、支持者。

　　张人亚保护下来的部分党史资料复制版，珍藏在霞浦街道文化馆

　　1927年底，大革命失败后，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在这危急关头，张人亚不是考虑自己如何隐蔽自保，而首先想到的是党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书刊的安危。他深知，自己手头保管的那些文件书刊非常重要，其中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中译本居多，这些书刊后来多数成为国内仅有的珍贵藏品。文件中还有一批中共“二大”、“三大”会议决议的秘密文件。由于这批文件书刊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历史文献，是建党后十分珍贵的档案，因此张人亚格外地珍惜，一直小心翼翼地珍藏着。经过再三考虑，他决定将这些自己学习和保存下来的党的文件书报，冒险从上海秘密带到宁波镇海乡下去，托自己的父亲代为保管秘藏。 　　1928年冬，张人亚秘密回到宁波镇海霞浦老家，对父亲张爵谦说，他在上海的住所要搬迁了，请求父亲将他带回来的一批书刊和文件收藏好。张爵谦问他藏到何处时，张人亚说“到时再说”。交待完毕，张人亚当天就悄悄离家走了。到了傍晚，张爵谦拎着一大包东西，向菜园里停放着张人亚妻子顾玉娥棺材的地方走去。几天后，张爵谦装作很伤心地对邻居说，他的二儿子张静泉长期在外不归，已不在人世。由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牺牲了不少同志，后来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更有大批工人遇难，而张人亚自从妻子顾玉娥去世后，已有好几年没有回家了，所以邻居们也都深信不疑。

　　张爵谦在家乡的长山岗上，为张人亚和顾玉娥修了一座合葬墓。张人亚一侧是衣冠冢，安放的是藏有他带回来的书刊文件的空棺。张爵谦知道此举事关重大，没有对任何人透露过，就他自己一个人默默地守护着，等待儿子回来提取。

　　1949年全国解放后，张人亚仍没有回来。张爵谦在上海的报纸上刊登了“寻人启事”，也是杳无音信。到了1950年，全国大陆都已基本解放，但张人亚还是没有消息。张爵谦估计儿子可能牺牲了，而自己也进入耄耋之年。他心想，“共产党托我藏的东西，一定要还给共产党”。张爵谦叫上邻居，拿着工具，登上长山冈，挖开墓穴，打开棺材，亲手将这批珍贵的文件书报取了出来。由于张爵谦当年采取了防腐措施，这些在墓地里埋藏了二十多年的文件书报基本完好。

　　张爵谦把三儿子张静茂从上海叫回来，对他讲述了20多年前的事情。然后，他把这些文件书报，再加上那一张在房间里挂了近三十年的“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照片，一起交给张静茂，要其带回上海，交给共产党，以了却他二十多年来的心愿。可是最令人遗憾的是，张爵谦直到1956年病逝，也不知道他的儿子张人亚的下落。

　　张静茂把这批文件书报和照片带回上海后，为了纪念张人亚和他父亲的这一英勇壮举，专门去刻了两枚纪念章。长方形的纪念章上书“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18个字，正方形纪念章上刻有“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9个字，盖在各种文件书刊上。

　　他的家人无偿把珍藏党史文献捐献给国家

　　1952年7月初，上海总工会建立了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在《解放日报》上刊登征集上海工人斗争史料的启事。张静茂将这批文件、书报都送去。史料委员会挑选了其中与上海工人斗争史有关的百余件文物留下，其余的仍要张静茂带回，希望他好好保管，以后肯定还会有部门要征集的。

　　1959年，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前身）也开始征集革命历史文物了。张静茂就把从上海总工会带回来的全部文物统统送去。同时把珍藏了近三十年的张人亚留在他那里的一些物品，作为张人亚遗物也捐献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当时纪念馆筹备处根据规定，决定发给张静茂一笔奖金，但是被张静茂婉言谢绝了。

　　部分党史资料复制版，如今珍藏在霞浦街道文化馆

　　很多年后，这批秘藏的文物现又分别由中央档案馆、国家博物馆和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珍藏。在国家博物馆和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珍藏的这批文物中，共有国家一级文物15件、国家二级文物3件、国家三级文物6件。这24件文物均属珍贵文物。而在中央档案馆珍藏的中共“二大”、“三大”文件集和《共产党》月刊等，也是国家珍贵文物。其中《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章》、《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等文件已影印在后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一书中了。

　　这批由张人亚生前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下来的革命文物中，一件《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两件《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注意。中共“二大”、“三大”文件集各一本被中央档案馆收藏，另一本“三大”文件集被国家博物馆收藏。国家博物馆珍藏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和宣言》和中央档案馆珍藏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均为国家一级文物。

　　2001年，中央档案馆把其中《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等两个文件，作为珍贵档案，全文影印收录在《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一书中，所用的底本就是张人亚的珍藏本。《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第75页刊载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最后一条（第29条）左侧，还清晰可见“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的正方形纪念印记。

　　1920年4月下旬，陈望道将《宣言》译成。陈独秀决定用“社会主义小丛书”的名义出版单行本。1920年8月，以“社会主义研究社”名义出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终于在上海面世。这版《宣言》的封面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微侧半身肖像，首印1000册，很快售罄。由于排版疏忽，封面错印成《共党产宣言》。于是在9月再版，加印1000册，封面书名亦改正为《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肖像的底色变成蓝色。此后《宣言》多次重印，成为广泛流传、影响巨大的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59年，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开始征集文物。张静茂获悉后，将这两本珍贵的《共产党宣言》无偿捐赠。据馆内档案记载，收到此书时，其纸张除因年久泛黄、发脆外，整本书基本完整，无明显残损。1995年11月，经国家文物局全国一级革命文物鉴定确认专家组鉴定，确认为一级文物。而由于时隔较远，加之各种反动势力的搜检、销毁，初版《共产党宣言》更是难以寻踪。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加大宣传征集力度，终于在2005年8月从山西民间征集到《宣言》8月版，从此这两版珍贵的“姐妹本”得以合璧。如今，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所藏1920年9月版《共产党宣言》正文首页，盖有一方长方形的图章，上书“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

　　2011年6月24日，中央档案馆主办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档案资料展》开始在北京展览馆举行。《档案资料展》展出了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珍贵档案资料500多件，用档案来见证党的光辉历程。为了避免损毁珍贵的党史原件，展出的都是高仿真复制品。其中就有“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它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复制的，上面的张人亚秘藏纪念章印记仍清晰可见。

　　2011年9月6日，“日出东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暨人民出版事业90周年纪念展”在国家博物馆隆重开幕。展览会除了专门介绍：“我们不能忘记的出版人——张人亚”这个“展览精彩看点”外，还特地布置了一个橱窗，介绍张静茂留在这些文献资料上的两颗秘藏纪念印记。

　　直到2005年，家人才知道他的下落

　　1928年4月，31岁的张人亚任中国共产党中央秘书处内部交通科科长（1929年7月后又称“内交主任”）。内交科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岗位。1927年冬，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回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当时党中央有宣传部、组织部、秘书处、军委、妇委、兵委、党报委员会等机关；群众团体有工会、青年团、互济会等机关。为了保证安全，所有这些机关之间的联系都必须由内交员进行沟通，不准自行往来。内交人员必须做到要注意机关安全，要保证文件、情报顺利送达，要在任何情况下不暴露身份，为保证顺利完成任务而战斗。

　　张人亚到任后，为安全起见，他立即对中央机关的联系接头办法全部作了改变，重新整顿了内交员队伍，对政治不可靠的人员予以清退，已暴露或即将暴露的联络点一律停止使用。由于提高了警惕，加之防范措施严密，好几次国民党敌特搜查中央机关和联络点时，都被张人亚机智应付过去。他几次顺利完成了护送和迎接中央领导人的任务，受到中央的表扬。到1929年7月张人亚被派往外地工作时为止，在他任职的一年多期间，没有发生过内交工作失误。

　　1929年7月，张人亚调离中共中央秘书处，被中央派到外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主要是为中央筹集急需的经费。

　　不出半个月，张人亚通过向进步人士和工人群众募捐，筹集到了部分经费，约大洋两千多元，对中央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1930年，张人亚又秘密来到芜湖，在芜湖等地秘密从事党中央筹集活动经费的工作。为了隐蔽和安全，同时便于向上海方向解送款项，他设法在芜湖公开开办了一所金铺子，表面上是对外加工金银、收购和出售金银饰品，实际上是作为地下联络站，和从苏区收集上缴中央经费的中转站。店里的营业收入都上交中央。

　　张人亚侄子张时华接受采访，讲述家人二伯父和家人保护党史资料的细节。

　　这一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虽然尚未成立，但江西的赣西南苏区、福建的闽西苏区等苏区已渐近形成，革命政权日益巩固，通过打土豪分田地，没收或缴获的金银与财物亦不少，因此从地方筹集一些经费上调中央是有可能的。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后来叛变时曾供述：“筹集经费后，由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同志张人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前后由我经手的就有两次：第一次，1930年6月由闽西运来700两黄金，第二次是1930年底，由赣西南运来2007两黄金，由这两批款内提出800两组织商业机关……”

　　虽然经手那么多的金银钱款，还守着一个金铺子，但张人亚和同事们却过着非常艰苦节俭的生活，轻易不敢动用一分钱公款。

　　1930年底至1931年初，张人亚奉命回到上海，担任了中国革命互济会全国总会主任。1931年6月，为了加强地方工作，党中央又派张人亚担任中共芜湖中心县委书记。1931年底，张人亚奉命去中央苏区的前夕，把自己珍藏的从苏联带回的明信片、私章和上海的公园年票等物品都交给张静茂保存，约定胜利再相聚。（没想到的是，这次分别竟成永诀。张静茂1968年6月6日在上海病逝，享年68岁。遗憾的是，直到临终他也不知道哥哥张人亚的下落。2012年东方卫视播出的《1922 指路明灯》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记录片，不但记录和肯定了张人亚的英勇业绩，而且还特地记述了“几十年来，张人亚的亲属始终没有放弃寻访他的下落”这件事。这是对从他的弟弟张静茂开始所作的寻访努力的肯定，可以告慰张静茂的在天之灵。）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根据皖北地区划归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领导，安徽省委仅指导沿长江和江南地区的情况，以及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处理党内矛盾和思想分歧很不得力的表现，决定撤销省临时工委，在芜湖设立中心县委，直接隶属中央。芜湖中心县委领导安徽沿长江和江南地区34个县的党的工作。

　　张人亚上任后，针对芜湖一带革命根据地因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和肃反扩大化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况，立即拨乱反正全面整顿，停止了一切冒险攻打城市和大据点的军事行动，释放了被错误关押的近百名干部和工作人员，重新任命了一批县区领导干部。很快，芜湖中心县委领导的34个县的苏区、游击区的工作开创了新的局面。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很快，第一届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成立，首任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部长是何叔衡，副部长是高自立（1933年5月8日任命），委员有张人亚（1932年2月～1932.12.）、董必武（1933年2月担任）、刘少奇（1933年2月担任）。

　　张人亚很快就投入了工农检察工作，担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部委员。他协助何叔衡部长共同制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检察行政管理和检察制度，检查中央政府各项方针政策执行情况；处理违法乱纪案件；参与开展苏区有关拥军优属、禁杀耕牛、调解纠纷、社会救济等多方面的工作。他对工作认真负责、严肃认真，他经常率领工农检察部干部到苏区各地，查处各种违法乱纪、失职渎职的行为，调查落实控告材料，并且实事求是地指出不足和需要注意的问题，因此他在工农检察部深得同志们的敬重。

　　1932年7月，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研究决定，张人亚任中央出版局局长，并兼代中央印刷局局长，保留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委员职务。中央出版局成立于1931年底，隶属于临时中央政府，初期设于瑞金叶坪，是苏区新闻出版和发行事业的管理机构。它的主要职责是检查、审批报刊、书籍的出版和发行；出版局下设编审部、发行部等部门，它还经常自己编纂书稿出版，因而它不仅仅具有出版行政管理还具有出版社的性质。中央印刷局成立于1931年底，是临时中央政府的下属机构，主管苏区的印刷事业，由于它与出版局业务关系密切，因而该局局长由中央出版局局长张人亚兼职代理。

　　中央出版局起初管辖中央印刷厂，对外业务都以中央印刷局的名义进行。当时中央出版局的书籍在标明印刷单位时，均署“中央印刷局印刷”，而未出现过“中央印刷厂”的名称，如《为列宁主义化而斗争》、《三个国际》、《农民问题》等书，封面均标明“中央印刷局印刷”。直到1932 年底至次年春起，中央一般出版物才不再以中央印刷局的名义，标明“中央印刷厂印刷”。

　　在当时的战争形势下，张人亚领导中央印刷厂因陋就简，艰苦创业，印刷了大量的书籍和报刊，经常受到中央的表扬。张人亚还采取各种措施，进一步加强了苏区出版物的发行工作。中央出版局总发行部又简称“中央总发行部”，成立于1932年4月间，是苏区发行工作的主管部门。这一机构的设立，对保证书刊发行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央总发行部的前身是《红色中华》报社发行部，后来根据工作发展的需要改称为总发行部。在短短半年左右时间里，张人亚领导了苏区的出版、印刷与发行三大项工作，一是建立健全了出版、印刷与发行机构与体制，二是克服各种困难出版、印刷并发行了一大批苏区急需的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等方面的书籍。

　　1932年12月23日，张人亚带病从瑞金出发，去福建长汀检查工作。瑞金到长汀路途遥远，中间又是崇山峻岭。途中张人亚十分疲惫，终因旧疾复发、无法救治而殉职，时年34岁。由于当时环境恶劣，通讯不畅，殉职后的张人亚埋在何处无据可查，时至今日仍不得而知。

　　1933年1月7日，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悼念张人亚的文章《追悼张人亚同志》，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自1931年成立一年多来，第一次在其机关报上为悼念逝去的同志而专门发表的悼词，也是临时中央政府替这位为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终生的“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竖立的一座永远的丰碑。2005年，亲属们在《红色中华》报上，看到这篇《追悼张人亚同志》，方才得知张人亚的下落。

　　上世纪90年代，党和政府在瑞金革命遗址叶坪革命旧址内修复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出版局、中央印刷局旧址。为纪念张人亚这位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战士，旧址上还保留了张人亚生前工作兼住室的房间，陈设如旧，供后人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