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9月28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潘如龙 章忻 周宇晗 编辑 庞承）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必须深刻认识长三角区域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长江三角洲区域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区域之一，约占全国四分之一的经济总量。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长三角区域拥有哪些优势？浙江又应如何发挥积极作用？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平新乔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畅谈了想法。

　　新发展格局“新”在何处？

　　记者：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您认为新发展格局有哪些创新之处？

　　平新乔：从发展经济学角度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国内经济大循环和国际经济大循环两种发展模式。上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经济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党中央布局“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即原材料进口，生产在国内，销售在国际市场。这种发展模式是最早的国际大循环，也推动了东南沿海经济的发展。最初的国内经济循环主要集中在江浙一带。通过发展乡村工业，江浙一带既解放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农民在收入提高的基础上也增加了对城市生产的工业消费品（如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等）的需求；同时，乡村工业也在积累了生产资料之后，扩大再生产，拉动对工业生产资料的需求。这样，城市与乡村之间、工业与农业之间就通过市场形成了国内循环。比如江苏常州和浙江绍兴、萧山等地都是依靠这一模式发展起来的。

　　虽然有两种发展模式，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以“两头在外”为指导思想，依靠国际市场拉动经济，并且这种发展模式在中国持续了20多年。此次提出新发展格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

　　第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突破经济中遭遇的瓶颈。“两头在外”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近年来，外贸对于中国经济的支持度不断减弱。2006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重达到最高值，即64.24%。然而到2009年时，外贸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56%下降到43%。自此，我国外贸占GDP的比重一直在50%以下，且不断下降，目前是33%左右。

　　外贸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不断下降是客观现象。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在1979年曾指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要通过外贸赶超发达国家，必然会遭遇瓶颈。因为，随着发达国家经济总量不断增大，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会不断下降，其向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增速也会下降。这会给依赖外贸发展经济的发展中国家造成天然屏障：出口贸易额的增速会不断下降，外贸占GDP的比重也会相应降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可能会面临长期停滞，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是调整“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以解决我国在出口贸易上遇到的困难和瓶颈问题。

　　第二，构建新发展格局首次明确提出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们重视对外开放，也重视内需。但从未说过要以内需为主，只是强调要扩大内需。新发展格局首次确立了内需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实际上，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以内需为主，直到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经济发展逐渐从以内需为主转向以外需为主。从2001年到2008年，中国的对外贸易额不断攀升，直到2008年，对外贸易额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比重开始不断下降，有时甚至出现绝对量的下降。但即使外循环受到严峻挑战，我们直到今年前，还是没有提出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因此，这次党中央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经过40多年来内外循环结合、交替转变的实践之后，对中国经济所处的内外环境作了深入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战略方针。

　　第三，构建新发展格局强调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间相互促进的作用。在以前的经济发展中，提到外需可能会忽略内需，提到内需可能会忽略外需。新发展格局则明确要将内需与外需二者相连、统筹考虑。当前有种对新发展格局的误读，认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闭关锁国”，是历史的倒退。强调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正是破除了这种误读，我们不是要“闭关锁国”，而是要实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事实上，我们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可以降低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进一步提高我们在国际经济循环里的收益；而继续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又可以提高我们国内经济大循环的质量。

　　长三角区域像人的咽喉一样重要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长三角区域要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长三角拥有怎样的战略地位和优势？

　　平新乔：习近平总书记近期主持召开的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和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从整体出发谋篇布局，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奠定了基调。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我认为国内大循环既是一个包含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领域的大循环，大循环下要有四至五个区域循环，可以形成相对独立的运转，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从而推动全国形成新格局。当前的长三角、珠三角、渤海湾是大循环下的3个子系统，将来成都、西安等地可以形成一个循环，长沙、武汉、郑州等地再形成一个循环。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长三角拥有的优势最齐全。

　　第一，长三角间各省市联系紧密，经济发展程度高。1990年，党中央实施浦东开发开放战略。浦东的开发开放促进了长三角经济带的形成，也加深了浙江和上海之间的联系。浦东开发开放相当于将上海向东面平移，东临东海，南临浙江宁波、舟山群岛。浦东开发开放唤醒了杭州湾大湾区的经济活力。由于历史原因，上海与江苏之间有天然的联系，浦东的开发开放则为浙江带来了经济发展的机遇。

　　第二，长三角拥有人才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表示，长三角要发挥人才富集、科技水平高、制造业发达、产业链供应链相对完备和市场潜力巨大等诸多优势，要为全国提供高水平科技供给。与其他区域相比，长三角是国内一流高校的集聚地。这里聚集了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即中国最好的10所大学有一半在长三角，这里还有同济大学、东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中国科学院有许多高水平的研究所和分院分布在上海、合肥。可以说，长三角是国家的智力中心之一。

　　第三，长三角拥有工业基础优势。长三角是中国工业发展中心，拥有近百年的工业发展历程。与珠三角相比，长三角的工业发展程度较高，出口产品的定位和技术水平高于珠三角生产的产品，在全国出口产品的总量中，长三角制造的产品占出口产品的一半左右。从这些方面来说，我觉得长三角区域像人的咽喉一样重要。

　　第四，长三角拥有强大的辐射能力。一方面，它的经济辐射能力覆盖华东地区；另一方面它对全国GDP总量作出了突出贡献。目前，长三角地区创造的GDP总量占全国GDP总量的四分之一左右，而长三角人口只占全国十分之一左右。以全国十分之一的人口创造全国GDP总量的四分之一，这说明长三角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拥有强大的市场潜力。

　　扩大浙江在长三角拥有的技术优势

　　记者：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应当如何作为？

　　平新乔：我注意到，自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启动一年多以来，长三角地区已经吸引几千亿元的资金，有几百个项目正在落实执行。比如，浙江慈溪正在打造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中国科技大学Alpha（阿尔法）创新研究院在德清落户等。这些项目都与推进省内科学技术发展有关。

　　在我看来，新发展格局中的国内大循环是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出发，对国内经济提出了要求：一是要重视国内市场，以国内需求为主体；二是要从供给角度出发，增加科技供给，以创新打通国内大循环，尤其是在人工智能、芯片制造等高端技术领域摆脱技术“卡脖子”状态。浙江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领域拥有技术优势与能力，接下来需要将这些优势进一步放大。

　　第一，重视科研，注重形成创新氛围。有了全体创新的气氛，才能激发创新活力。这种工作由政府来做会发挥巨大效应，往往一个好政策的出台，就会在科技界、企业科创人员、知识分子中产生巨大的激励。在科研前期，政府要搭台，全面投入，提供资金、体制方面的帮助。同时政府也要有耐心，全世界科技研发的成功率在千分之一左右，许多研发成果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

　　第二，注重引进拔尖人才。1955年，钱学森回国，投身国内建设，“以一人之力将中国科技水平向前推进了近20年”。当前，我们也要注重从国外引进国际知名人才，通过提供安家费、科研经费等方式，吸引国外人才回国效力。当然，吸引国际高端一流人才的，不仅仅是经费，更重要的是要提供舞台。有了这些人才，就可以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另外，也可以通过兴办大学的方式，在浙江兴办一些小而精的高等学校，既引进人才，也培养人才。

　　第三，重视教育。在西里尔·E·布莱克等所著的《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一书中，他们提到日本和俄国花费了80年的时间，实现了国家的现代化。在走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这两个国家都十分重视教育，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在国家形成自主创新能力方面，教育是重要一环。浙江可以先行示范，实现全民教育，争取让所有高中生都能上大学。

　　第四，继续巩固数字经济的发展优势。浙江的电子商务、大数据技术、5G技术发展水平较高，浙江因此跳过了重化工业阶段，避免环境污染，在保证“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生态优势下进入发达阶段。浙江要进一步研发清洁能源，研发新材料，占领产业链的价值高地。同时，生态优势可以进一步转化为吸引人才、企业、技术落地的优势。

　　第五，注重科研企业的制度创新。美国硅谷中的高新技术企业中，50%的员工是研发人员，40%左右的员工是制造人员，是研发与制造并重的企业。这是一种全新的企业模式。要想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浙江也可以打造一批模式灵活的企业，比如研发与制造相结合的企业。建议政府建立更为灵活的体制机制，更好地扶持科研型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