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 | 《资治通鉴》的“铁粉”

　　北宋年间，司马光召集了上百位名人学者一起搞一项“大工程”，他们从东周王朝写起，到五代十国停笔，洋洋洒洒三百多万字。这项工程，就是编纂《资治通鉴》。

　　然而，面对很多人看了一页就昏然欲睡的现实，也许司马光也很无奈。想必当时读书人内心都在嘀咕，不是我不想看，是真的看不懂，要是有一本工具书就好了。

　　一百多年后，这个写工具书的人出现了，他叫胡三省，宁海人。要说“铁粉”的自我修养，还得看胡三省，研读偶像作品之外，更是凭一己之力为《资治通鉴》作注。

　　他写的《资治通鉴音注》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一起，构成了我们当今阅读的现代标点本的主要面貌。为《资治通鉴》注释或者尝试过注释的人何其多，为什么历史独独记住了胡三省的名字？

　　一

　　最初，编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还只是胡三省父亲的偶像。

　　父亲胡钥笃爱史学，痴迷通鉴又惑于通鉴的他，对当时通行的浅陋粗疏的注释本极为不满，问还只有14岁的胡三省：“若能刊正乎？”儿子回答：“愿学焉。”

　　一年后，父亲匆匆离世，可父子间的交谈始终萦绕在少年胡三省的脑海里，他为自己定下了一个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完整准确地注解《资治通鉴》。

　　三省自小笃学勤勉，是同乡读书人口中那个“别人家的孩子”，26岁便与文天祥、陆秀夫等人同榜进士及第，春风得意之时，他没有忘记父亲的嘱托。

　　入仕，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是读书、考学的终点，但对胡三省来说却是著书、立说的起点。

　　他的俸禄大多用来“淘书”，《通鉴》的不同版本，买；关于《通鉴》的奇书异册，买。他辗转各地当官时，只要有机会，都会拜访、请教当地对《通鉴》有研究的名士大儒，就连外出游玩也随身带书。

　　他26岁落下《资治通鉴广注》的第一笔，原稿因战乱丧失后，发奋重撰，终于在55岁之时完成《资治通鉴音注》。其间，他被权臣贾似道罢官免职，在宋元交战之时东躲西藏，也亲眼见证了南宋亡国，但这些都不曾动摇他作注的决心。甚至，胡三省对成稿的增补修改一直持续到他72岁辞世的那一年。

　　可以说，胡三省的生命与《资治通鉴》是交融的，没有坚韧执着的意志作为支撑，和广泛的考证考据以及日积月累的探索作为保障，作注根本无法实现。

　　他把自己活成了一部行走的典籍，为什么？

　　或许我们可以从他对《资治通鉴》的评价中得到答案：“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

　　这一刻，作注的意义已经不再局限于完成父亲的遗愿，“铁粉”胡三省的后半生，是心甘情愿“追逐”偶像的后半生。

　　二

　　胡三省与《资治通鉴》，是相互成就的。

　　“胡注”中不仅把《资治通鉴》错误的地方改正了，把难懂的地方搞明白了，还把遗漏的地方补充完整。他对书中出现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作出了精彩评述，不少行文还流露出个人风格鲜明的小趣味和小情致。试问，谁能拒绝精彩程度媲美正文的“弹幕”呢？

　　正是这样全方位、百科式的“胡注”，反过来也成就了《资治通鉴》，让这部书为更多人所读、所感、所思。

　　先说音注，这也是“胡注”最基础、最重要的作用。

　　《资治通鉴》中出现了许多怪僻的人名、地名、术语，要读出来都很难。比如，在《汉纪三》“阏氏”一词之后，他写道：“阏，於连翻，氏，音支。”如此一来，相当于给当时的读书人配了一部《新华字典》，碰上不认识的字，先翻翻“胡注”。

　　再说释义，他巧用方法，并大胆存疑。

　　《晋纪十三》提到“彼乌合而来，既无统壹……久必携贰”。“乌合”是什么意思呢？胡三省用鸟群比喻：“飞鸟见食，群集而聚啄之。人或惊之，则四散飞去。”他认为，像鸟群一样，没有严密组织而临时凑合的群体可以称为“乌合”。

　　还有正文中记载，权臣王莽假装生活节俭，有一次，百官派自己的夫人去探望他家生病的老夫人，王莽的妻子穿得破破烂烂来迎接，见者皆以为是下人。胡三省批注：此处应有“皆惊”二字，才能充分表现出王莽的伪装。

　　最后说说勘误，他尊重原著，不迷信原著。

　　《晋纪二十六》云：“是岁，秦大熟，上田亩收七十石，下者三十石，蝗不出幽州之境，不食麻豆，上田亩收百石，下者五十石。”这段违背事实的浮夸记载，被胡三省无情指出：这种产量自古以来没听说过。

　　这样校勘的实例还有很多。时至今日，“胡注”仍然代表着我国史家史注的最高水准，与王夫之的评论《读通鉴论》成为研读《资治通鉴》的经典伴侣，与裴松之的《三国志注》被一些学者并称为“史注双璧”。

　　三

　　“胡注”出现之后，其他注本很快销声匿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介绍《资治通鉴》时，特别点名是胡三省作注，清代中期“胡注”被学者奉为宝书。能青史留名的人，总是因为有一些别人所不具备的东西。

　　比如，胡三省是坚韧执着、矢志不渝的。

　　1276年，元军南下，胡三省携带家小逃到新昌避难。出发前，他把前97卷书稿装进木箱，掩埋在村旁的山野里，回来后却发现书稿被盗了。谈及这次经历，胡三省只是淡淡地说“失其书”，并决定重新来过。当他完稿后，战乱又起，他把书稿藏在石窖中，封上石灰躲过一劫。

　　比如，浙东史学对胡三省的深刻影响。

　　“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这表明，浙东这片土壤上从来不乏精研史学的人，吕祖谦、陈亮“由经入史”的治学风格为胡三省指明了方向。

　　“胡注”延续着浙东史学“经世致用”的传统，梳理并总结历史上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胡三省对文中记载的魏赵韩三家分晋之事予以抨击：“三卿窃晋之权，暴蔑其君，剖分其国，此王法所必诛也。”

　　再比如，胡三省对家国大义、民族气节的坚守。

　　虽然写的是工具书，但胡三省绝非一个“工具人”。《资治通鉴》中涉及许多朝代更替的史实，与他所处的时代何其相似，“胡注”正是他在“山河破碎风飘絮”的南宋捧出的一腔赤子之心，也是他不肯阿谀事权贵的一种托付。

　　当文天祥振臂一挥呐喊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时候，胡三省则选择用细密的注脚搭砌一座文字天梯，也许是因为他读懂了司马光写就《资治通鉴》的初心——“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也企望人们能够经由他的注解找到“何以为家”“何以为国”的答案。

　　每每翻阅《资治通鉴》，我们仿佛能看到，这位穷经皓首于皇皇巨著的老人，有着博采众长不拘泥的灵活，以及终一生毕一事的朴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