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 | “韦神”凭什么不能卖书

　　上架四天，累计销量破2.6万件，销售额估计超100万元。这是“韦神”卖书交出的成绩单，也是近期点燃舆论的导火索。

　　面对数学家主编教辅并参与带货的消息，不少人痛心疾首，“人设崩塌”“学者掉价”“知识变味”等质疑随之而来，这位素有“韦神”之称的数学天才再次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如何看待“韦神”卖书这件事。

　　一

　　2021年，一段北大校园采访视频走红，视频中的韦东奕一手拎着馒头、一手拿着矿泉水，朴素到近乎木讷。有心的网友细究发现，这位衣着朴素的青年高中时两夺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保送北大一路读到博士，如今已是北大长聘副教授，“韦神”之名便由此而来。

　　今年8月18日，停更14个月的他恢复B站更新，同步上架两套自己主编的教辅，四天卖出2.6万件。谁也没想到，“韦神”的这次回归竟是为了卖书，于是，便有了开头骂声纷至沓来那一幕。骂得最响的，无非三种腔调：

　　一是掉价说。认为数学家去编中小学教辅，是大材小用、不务正业。恰逢同为北大出身的王虹、邓煜刚斩获菲尔兹奖，有人偏要比高低，语带嘲讽：“别人攻坚数学猜想，天才却深陷流量带货。”但其实韦东奕在数学之路上从未止步，2025年，韦东奕就与合作者在数学顶刊发表了研究成果。

　　二是图钱说。有的人在评论区断言“韦神根本不会搞这些，那些亲戚真是忍不住了”“卖书绝对不是韦神的本意”。在这些猜测里，学者不仅注定与钱绝缘，还需斩断亲缘，一旦和“卖”字沾边，就必然是被家人推着走、被资本牵着走，本人不过是被推到台前的“招牌”。

　　三是套路说。有人一句“硬造神，还不是落到钱上”，便把定价正常、明码标价的正规出版物，说成了割韭菜；有人追问售卖背后的利益链，是否牵扯其亲属。其实，北大官方已经确认账号系本人所有，亲属和出版社也公开证实，这套书确实是由韦东奕本人亲自主编，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是“贴牌捞金”的套路。

记者第一时间向小店客服核实情况，客服表示，两款数学练习册并非全网下架，只是“售罄”后调整售卖渠道图源：“中国青年报”微信公众号

　　二

　　这场争议本身并不复杂，值得玩味的，是争议背后的公众心理。

　　首先是“流量裹挟名人”的集体焦虑。不少网友对直播带货有着本能反感，出于善意担心韦东奕“是不是被家里人推着走”，并质疑这次带货是否又是一场流量收割。这种质疑，其实不是冲着韦东奕本人来的，而是把对直播带货乱象的普遍不信任，投射到了一个他们最不愿看到被消费的数学家身上。

　　这份警惕并非无风起浪，这些年带货翻车倒下的名人数见不鲜。不过，警惕是好事，“定罪”则是另一回事。法治上讲“疑罪从无”，舆论也应有这份克制。韦东奕本就性格内向、不擅长面对舆论，铺天盖地的猜疑对他而言，无疑是一种额外的压力。况且，眼下能确认的信息，其实并不支持“割韭菜”的猜测。舆论监督的枪口应该先对准商品本身，若是真有质量问题、货次价高，到时候再追责不迟；证据没出来之前，舆论不应先做“有罪推定”。

　　深究一层，还有“学霸不能谈钱”的刻板印象。中国社会素来有尚贤敬学的传统。这些年，韦东奕在一些人心中早已不只是一个人，更像一尊“神”。他馒头就矿泉水、穿朴素衬衫、拎着水瓶和塑料袋走在北大校园里的身影，被网友反复剪辑、传播，最终拼成了一个扫地僧式的传播符号。天赋异禀、生活极简、一心向学、不食人间烟火，这个他人赋予的人设，很多成分是真实的，但也不乏公众想象的投射。如今，这尊“神像”挂出了三四十元的商品链接，于是就有人觉得他“跌落神坛”“掉价了”。

　　许多人失落的，是发现自己亲手捧起的那尊“神像”，原来也需要在现实中赚钱养家。这便是近些年来舆论场常见的“造神”与“毁神”的反转：一些人一边渴望“纯粹”、亲手把他人架上神坛，一边又在对方显露出一点世俗烟火气时，立时感到幻灭。

　　从根子上讲，更有“搞科研不能赚钱”的道德绑架。在不少人的观念里，科研工作者似乎就该枯坐书斋、守在实验室，清贫是他们的“标配”，谈钱是他们的“失格”，赚钱则更是“不务正业”。这种想法的出现是历史惯性作用的结果。从“君子固穷”到“板凳甘坐十年冷”，清贫长期被当作知识分子的美德，也被当作一种道德试金石，仿佛一个科研工作者一旦和钱沾上边，其纯粹性就要打折。

　　但这套逻辑经不起推敲。科学求真、商业求利，两者并不天然对立。安守清贫可以是一些科研工作者的个人选择，但社会舆论若把“穷”和“高尚”强行绑定，就成了一种规训：既要他们贡献知识和才华，又要他们安贫乐道，还要求他们不能计较物质回报。这种“既要又要还要”，并不公平，也不利于形成积极、可持续的科研生态。

　　三

　　在笔者看来，评判韦东奕主编教辅一事，应当兼顾两重维度：一方面要看教辅产品本身的质量，如果书籍粗制滥造、货次价高，作为主编就应当承担相应责任，谁也不必护短；另一方面也要考量这件事对其主业科研的影响，倘若这类事务大量挤占本职工作的时间精力，公众完全有理由质疑。但卖书这件事本身不仅不应被骂，反而启示我们：社会对科研工作者的尊重应该体现在更多方面。

　　营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氛围。科研工作者也是人，也希望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在不违法违规、不违背学术伦理的前提下赚钱，天经地义。卖一本自己主编的书，和开一场讲座、上一门收费课，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知识变现，都靠专业吃饭。

　　历史上许多搞科研的人也会投身商业，其中不少人钱赚得干净、事做得漂亮、名留得长久，还反过来滋养了科学事业。发明炸药的诺贝尔，靠专利和产业发了大财，晚年又用巨额财富设立诺贝尔奖，反哺了人类的科学事业。公众心里其实也有一杆秤：多年前，袁隆平院士逛车展，被一辆奔驰敞篷车吸引多看了两眼，就有人嘀咕他“想买豪车”，结果网友一边倒地力挺：“这样的科学家有多少钱也没有人仇富，真正靠自己有钱的，人们敬佩。”其实，只要钱来得干净，搞科研能过得富足，是一件好事。

　　倡导“回也不改其乐”的从容。先贤们赞叹的，从来不是“穷”，而是“乐”，在于一个人无论贫富，都能安于自己的志业，从容自在地活着。在今天的中国，科研工作者可以对钱没兴趣，也可以坦然地赚钱；可以安于正常的生活，也可以依法经营产业致富。科研工作者从事各种副业的事情古已有之，不应成为被非议的点。

　　社会要做的，是营造一种让科研工作者无论贫富都能安心做事、乐在其中的氛围，而不是拿“穷”或“富”当尺子去量他们的道德。让他们从容，比让他们“符合人设”重要得多。

　　涵养“薄责于人”的宽厚。韦东奕主攻偏微分方程、几何分析等前沿领域，已在国际数学期刊发表多篇论文。从事这样的基础研究，业余通过编教辅赚些钱，用劳动换取报酬是无可厚非之事。

　　所以问题的关键是社会能否少一点苛责。孔子当年赞赏“子路受牛”、批评“子贡赎人”，说的正是这个理，拿圣人的标准要求普通人，善行反而无以为继。对待科研工作者亦当如此，不必苛求他们清贫成圣，而需尊重他们凭本事挣钱、体面生活。这份宽厚一旦成为共识，自会形成强大的感召力。

　　说到底，被封“韦神”的韦东奕，也是一个在学术与日常之间平静生活的普通人。他出的书好，可以买；不好，可以批评；但单单因为他卖书就开骂，实在没有必要。把属于普通人的日子还给他，才是对以他为代表的一众科研工作者应有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