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位住浙全国政协委员的关切——教育，怎样成就更多梦想

　　浙江在线3月10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邓国芳）“我们要发展人民满意的教育，以教育现代化支撑国家现代化，使更多孩子成就梦想、更多家庭实现希望。”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句话，深深地触动着代表委员们的内心，也让全国人民看到了党和政府加大教育改革力度的决心。

　　这几天，在不同的驻地听会，“守候”住浙全国政协委员的发言。记者注意到，从学龄前儿童教育、小学生生命安全教育再到大学生创新实践教育，蔡秀军、雷后兴、吴海燕3位委员，不约而同地把话题聚焦在了教育改革上。

　　发言的主题，或宏大，或微小，始终不变的，是他们对教育更加完善、对孩子更好成长、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关切。

　　幼儿，培育而非教育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院长　吴海燕

　　“3岁至6岁学龄前儿童，需培育，而非教育，这不是一套教材就能解决的。”3月7日上午，吴海燕委员在联组讨论时表明自己的观点——幼儿，需要的是培育，而非中小学式的教育。

　　“中国实施人才战略，不该把目光锁定在大学阶段，而应从娃娃抓起。3岁至6岁，是培养创新能力、塑造内在性格的关键阶段，应该靠艺术启迪心灵，靠科学启迪兴趣。”她认为，正因为这个阶段如此关键，所以应引起我们充分重视。

　　这一思考，源于她对身边许多年轻家长的观察。吴海燕委员说，当前，3岁至6岁学龄前儿童的培育和幼儿园的管理已纳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职责，幼儿园教师职称评定也纳入中小学序列。这对学前教育的规划、规范和管理起到了阶段性的促进作用，但也带来不少亟待明晰和解决的问题。最明显的问题，就是教育大于培育。

　　她说，培育儿童的第一责任应当由家庭承担。当然，家庭培育儿童在养育的同时也应当教育，但养育应当是教育的前提，“幼儿园不是孤儿院，只应该也只能起到辅助家庭培育儿童的责任。因此，幼儿园首要的责任是辅助家庭养育，而不是教育儿童，需要摒除‘以学为主’的惯性做法，做到以养为主，寓教于养。”

　　她提出一个大胆建议：把学前教育与学校教育严格区分开来，作为单独类型的社会公益事业，改由各级政府委托同级妇女联合会负责整体指导、规划和监督。

　　吴海燕委员发言时，其他委员都认真聆听。一位委员说，这个建议或许太过超前，但至少让我们意识到，要重新审视3岁至6岁学龄前儿童的学前教育，“毕竟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再重视也不为过。”

　　小学生，学会自救互救

　　全国政协委员、丽水市中医院院长　雷后兴

　　10年时间、89个提案，雷后兴委员的履职之路印刻着浓浓的民生印记。他的提案多从“关键小事”着眼，直击社会发展痛点，努力推动社会进步。这次赴京参会，他在小组发言时，再为一件“关键小事”而呐喊。

　　“我们的小学老师是否真的懂得急救知识，又是否在开展正确的生命安全教育？为此，我建议加强监管，把好小学生生命安全教育的师资关。”他说，“急救从娃娃抓起”已是全世界生命安全教育的共识。小学生的可塑性强，是培养安全意识、掌握自救技能的关键期。但当前，小学生生命安全教育仍存在不少问题。

　　身为医生，雷后兴委员的观察细致入微。他说，课程设置不符合身心发展和急救原则，这是最大的问题。如开展火灾安全教育时，老师会教学生如何现场灭火，却没有突出逃生、自救的首要原则。在教授心肺复苏救护知识时，没有考虑到小学生的体力、能力根本无法达到成人心肺复苏心脏按压力度和深度等因素。

　　“小学生身体结构、生理方面不成熟，特别是心智还不成熟，当面临突发安全事件时，往往不能作出及时正确的判断。”他说，有关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约20万0岁至14岁儿童因意外伤害死亡，占儿童死亡总数的26.1%，“如果现场自救互救措施得当，其实很多意外伤害死亡可以避免。”

　　雷后兴委员建议教育部门将小学生现场急救培训纳入“常态化”监管，建立学校“持证”健康安全辅导员制度，丰富小学生生命安全教育教学形式。“学校校医或负责安全教育的老师，必须经过培训，取得救护员证或救护培训师资格证；将全体在职教师接受现场救护培训作为继续教育的内容。”他希望全社会都能积极营造和尽快形成“儿童学急救，急救为儿童”的良好氛围。

　　大学生，重在创新能力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院长　蔡秀军

　　中国的大学生能在学校里学到什么？这个青春洋溢的群体又能为社会作出什么贡献？对于这两个问题，我们似乎很难找到满意的答案。对此，蔡秀军委员认为，中国大学生普遍缺少创新实践能力，既有大学生自身的因素，更受到高校教育体制的影响。

　　在他看来，高校是科学研究的高地，是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国高校在全球发展中处于总体落后的局面，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体制性掣肘。为改变这一状况，国务院已于2015年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进一步明确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方向，但他认为，尚需在3个问题上加快改革和突破。

　　“一是高等院校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两权分离’，在具体工作中出现偏差。二是与社会紧密结合、服务现实发展的产学研拓展不够。三是科研经费管理制度已不适应我国科技创新的发展要求，影响和制约了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他说。

　　针对创新大学教育体制，蔡秀军委员提出3点建议，一是健全教授治学制度和委员会建设。明确学术委员会是学校的最高学术审议机构，强调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二是强化社会服务意识和责任、搭建高层次产学研平台，加快校企合作，推动高校、社会与市场的共同完善发展。三是制定科学合理的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激励科研人员的创新动力。

　　在蔡秀军委员眼中，一所优秀高校，就是创新发展的智力库、动力源，而大学生都能在接受知识教育的同时，积极投身社会创新实践。他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周边是林立的高技术工业园区，斯坦福大学则创造了‘硅谷’；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成立技术转让机构，使科研人员通过申请专利和许可证的方式，将科研成果推入市场，获得的资金又进一步推动科学研究。我们也期盼中国的大学和大学生能扮演这样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