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1月29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李攀 何苏鸣 沈吟 沈晶晶)一晃眼,从一个江南小镇走出的“枫桥经验”已经诞生55年了。55年前,诸暨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成为全国社会治理一面不倒的旗帜。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在转型,矛盾在转变,观念在激荡,从“小平安”到“大平安”,更要有一套健全有效的治理体系,作为人民安居乐业、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石。
“创新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强化‘基层治理四平台’能力建设”……连日来,代表、委员围绕政府工作报告,热议社会治理新路径。
共建共治促共享
创新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筹办好“枫桥经验”纪念活动……省人大代表、诸暨市枫桥镇党委书记金均海将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枫桥”元素一笔一划标注出来。从“治镇之计”上升为治省乃至治国之策,每一个枫桥人都有理由骄傲。
半个多世纪来,“枫桥经验”何以历久弥新?几乎所有到过枫桥的人都会揣着这个问题。“我们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金均海代表给出的这个回答,就是“枫桥经验”常青的“秘诀”。
时代在变,“枫桥经验”的核心却从未改变。红枫义警、枫桥大妈、枫桥乡贤联合会……如今枫桥活跃着47个大大小小的社会组织,这支五千多人的队伍在治安巡防、矛盾化解、社区矫正等领域发挥各自的作用。去年,枫桥镇组建成立了社会组织党总支,集党群服务、社会组织服务、群众文化功能于一体的“红枫”党群服务中心正在加快落地。
金均海代表说,枫桥镇正以十九大报告为指引,打造“枫桥经验”在新时代的“升级版”,实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新目标。
共建共治方能共享社会治理的成果。“小社区便是一个大社会。”这是省人大代表、湖州太湖旅游度假区仁皇山街道仁皇山一社区党支部书记卢金莲时时挂在嘴边的话,她工作的社区,3个小区共有居民3037户,满打满算却只有5位工作人员。最近两次入户调查,居民对社区服务、安全等的满意度评价都是满分,去年一年整个社区居民拨打市长热线数量也从100余件下降到了50余件。
管好社区,秘诀是什么?卢金莲代表说,去年一年,社区建立了与物业公司、居委会、业委会、城管、公安等多方协同相应平台,发动党员、居民、企业家等参与志愿者活动等,让社区更有温度、更有秩序,“我们还围绕居民需求,创建了湖剧传承基地,组建了时装模特队、腰鼓队等,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加强了居民沟通,也拉近了人心,让共建共治共享的氛围更加浓厚。”
“四个平台”添动力
“一个口子接办件、一个口子出件,中间由‘四个平台’运行,两头小、中间大,正好形似一个梭子。”“最多跑一次,跑也不出乡……”这是景宁畲族自治县郑坑乡群众为“四个平台”创作和传唱的畲乡山歌。
省政协委员、景宁县郑坑乡乡长雷洁畅也将群众对改革的幸福感带到了会场。郑坑乡平均海拔600多米,距离县城20多公里,有5个行政村和42个自然村,“过去群众办事不方便,最怕来回折腾。”雷洁畅委员说,如今通过“四个平台”建设,郑坑乡每个行政村都配备了网格员,群众遇到难事或者需要办事,如办理保险、身份证、户口簿等事务,都可以找网格员。网格员也像“探头”一样,将日常巡查中发现的各类民生信息上报至“四个平台”信息中心,由中心进行分级分流处置。
去年以来,景宁坚持“全覆盖、无盲区”的原则,将全县划分为近300个网格,并制订全科网格管理办法,将部门各条线在村的各类协辅人员整合建立专、兼职网格员队伍,并对接县级综合信息指挥中心,全面实现基层治理县、乡、村三级联动。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强化“基层治理四个平台”能力建设,雷洁畅委员认为,全科网格建设是“四个平台”实体化运作的根基,也是“最多跑一次”工作向基层的延伸,处于整个平安源头体系建设中最基础位置。全科网格建设必须要配强人员,合理规划布局全科网格员建设。此外,她表示,“四个平台”在实际运行中还会遇到种种“磨合”,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基层实际不断进行改进升级。
“三治”结合更高效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化解矛盾。“法治是最优的治理模式,法治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石。” 省人大代表、上海建纬(杭州)律师事务所主任陈沸说,要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主动将矛盾化解、问题整治、隐患消除等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
过去的几年里,陈沸代表曾作为省普法宣讲团的一员,到全省各地农村做过不少讲座,还作为政府信访顾问团成员,随同领导干部接访,熟悉基层情况,“基层农村往往讲‘人情’,很多事情的解决认人不认理,法治浙江要真正实现,首先要从根本上扭转这样的观念,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将法治和自治、德治结合起来。”
要树立法治观念,也要加强依法执政。“从法治层面来说,村务公开、选举透明、财务公开等都应该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行事,法律监督和依法惩处的力度也必须加强。”陈沸代表建议,在有条件的农村社区,可以尝试设立“法律顾问室”,让专业的法律工作者在向基层干部和村民提供法律咨询等服务的同时,实行第三方监督,“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基层治理更科学高效,让法治真正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