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启历史新局的时代担当——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看新时代中国改革发展
俯瞰天津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的临港生态湿地公园（资料图）。污水在这里经二次处理达到标准后，用于绿植灌溉等市政用水，减少污染物入海。 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 摄
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题：再启历史新局的时代担当——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看新时代中国改革发展
新华社记者
当历史长河跨入新时代，处在崭新历史方位的中国，又一次发出时代强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变化的时代，不变的初心；变化的矛盾，不变的奋斗。
以人民幸福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展伟大的社会革命，为民族复兴和人类发展书写新的华章。
新矛盾标注新时代
日月开新元，天地又一春。
3月5日，人民大会堂。人民的盛会唱响新时代的凯歌。
“五年来，经济实力跃上新台阶。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加到82.7万亿元，年均增长7.1%，占世界经济比重从11.4%提高到15%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
政府工作报告中一组组数字，透射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蓬勃生机。
年份是缩影，更是复兴路上的里程碑。
新时代的中国，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举世瞩目。
难以再用“落后”来描述今日中国的社会生产。
在世界看来，中国有太多奇迹：全球工业化以来经济长期增长的奇迹；以世界7%耕地养活逾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奇迹；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3.1%的奇迹……
没有谁比中国共产党更懂中国。同广大人民群众的直观感受相吻合，同时代和国情的变化相一致，党的十九大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新概括，得到广泛认同。
科技的进步，也提供了一个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独特视角——
1981年6月6日，年过半百的袁隆平登上领奖台，接受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特等发明奖：他带领团队研究的籼型杂交水稻，为增产粮食作出巨大贡献。同时获得一等发明奖的是棉花良种“鲁棉一号”。
彼时，中国经济总量仅占世界的2%，位居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之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无疑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所在。
时间绝非巧合，恰是时代的印证。
就在袁隆平获奖的这年6月，一个重大的政治论断，载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自那时起，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八大，每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将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写入党的文献。
光阴荏苒，时过境迁。30多年后，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还是水稻研究，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又有多项成果金榜题名。所不同的是，获奖缘由从增加粮食产量，转变为提升粮食品质、粮食安全。科技成果的迭代，折射出人民需求的变迁。
“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在我看来，小康社会就是要实现从过去的‘吃饱’向‘吃好’转变。”袁隆平如是说。
“吃饱”到“吃好”只是一个注脚。它的背后，正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革。
这是时代变迁的客观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深层次、根本性的变革，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我国虽然还没有达到发达的水平，但用‘落后’来衡量我们的社会生产，显然已经不符合实际了。这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一个重要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说，提出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既是对客观现实的准确把握，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客观依据。
这是实现目标的必然选择——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同向发力，必须抓住主要矛盾，牵住问题的“牛鼻子”。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看来，推动化解社会主要矛盾，是新时代所有工作的出发点、着力点和落脚点。
唯有找准社会主要矛盾，改革才能有的放矢，难题才会迎刃而解。
这是人民至上的责任担当——
从解决温饱到全面小康，人民的需求更加多元，层次不断提升，由对“量”的需求转向对“质”的追求。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集中反映在免于匮乏。现在，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的需求，指向的则是获得尊严。”中央党校教授周为民说。
显然，新的社会主要矛盾解决起来难度更大。勇于把这一矛盾变化揭示出来，中国共产党以这样的方式展现着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实践担当。
“尽最大努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是中国共产党勇敢的承诺，它必将是伟大的征途。”一位网友在留言中写道。
新矛盾，标注着新时代；新时代，也在回应着新矛盾。
新矛盾催生新思考
一块小小的芯片，让一个泱泱大国“心存烦恼”。
当中国人已经制造出航空母舰、载人飞船、高速铁路等国之重器时，依然对指甲盖大小的集成电路芯片“望芯而叹”。
2017年，我们花在进口集成电路芯片上的钱，是进口原油的1.6倍，也远远超过其他许多大宗商品。
创新能力不足，正是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集中体现。
这是必须正视的现实中国——
提供了覆盖人数最广的医疗卫生服务，北京、上海一些三甲医院却常年人满为患。为了排上一台手术，有的患者要等待半年之久。
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义务教育体系，在四川大凉山腹地，孩子们睁大充满求知欲的眼睛，却要面对“留不住老师”的困境。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江西瑞金到宁夏西海固，从吕梁山区到大小凉山，还有不少身处“贫中之贫、困中之困”的人们，同深度贫困进行着不懈抗争。
……
如同硬币的两面。发展提升了人民的需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又凸显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从太空俯视神州大地，长江如同一条美丽的丝带，串联起西部边陲到东海之滨10余个省份。同饮一江水，经济发展水平却天差地别。
在长江之源的青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迈入4.4万元的门槛；位处长江入海口的上海，这个数字已超过12万元。如果以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衡量，差距同样悬殊。
有人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呈现从沿海到内陆、从先行试点到全面推开的梯度式发展历程。沿海地区得风气之先，因而率先发展起来。
这的确是一条可信的逻辑。然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并非“梯度发展”这个单一原因可以概括。
80多年前，当青年学者胡焕庸在地图上描绘等值线人口密度图时，也许并未想过，他自黑龙江瑷珲至云南腾冲划下的一条线，影响竟如此深远。
“胡焕庸线”——一条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基本重合的人口地理分界线，也是一条总体上区隔肥沃与贫瘠的分界线。当年，胡焕庸线东南一侧的土地供养着全国96%的人口。换句话说，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具备良好发展条件的不足一半。
区域不平衡、领域不平衡……中国发展不平衡问题，先天上就受到自然条件禀赋差异的严重制约。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既是无法选择的国情所致，也是与发展阶段相伴生的“成长烦恼”。
回望全球历史，如今的西方发达国家，从起步到腾飞，大都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历程。
反观中国自身，从一个贫困人口众多的落后国家，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几百年的时空被压缩在几十年的坐标之内，必然呈现传统痼疾、时代矛盾叠加交织的局面。
马克思说，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
从北京市中心向西北方向出发，驱车100多公里，就进入河北张家口境内。这座紧邻北京的城市，所辖区县被列入国家级贫困县的，占比超过六成。
对此，学术界用一个刺眼的名词来描述——环首都贫困带。
繁华都市与贫困乡村“比邻而居”。造成这一现状的根源，正是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些地区对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视不够，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过于向城市倾斜。
如果说一些地方发展的重心倾向导致城乡差距日益扩大，发展理念的偏差则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苍茫雄浑的祁连山，近年来承受“千疮百孔”之痛。
矿产资源违规开采破坏地表、水电站无序建设截断河流、污染企业偷排偷放埋下“污染炸弹”……原来的西北生态屏障伤痕累累。
问题背后，是一些地方发展理念之殇：长期注重经济建设、忽视其他领域建设，注重GDP政绩导向、忽视社会全面发展，注重追求显绩、忽视久久为功。
问题背后，还有体制机制的羁绊。
北京，国家博物馆。
透亮的玻璃展柜内，来自天津滨海新区的109枚行政审批公章被永久封存，逐渐褪去了鲜红的颜色。曾经，这里的每一枚公章都是一道通往市场的“关卡”，牢牢束缚住企业与市场的活力。
只有把权力关进笼子，才能还市场更大生机。
问题背后，更难的则是对“变”与“不变”分寸的把握。
现实国情无可回避：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了，但具体到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群体，供给不足问题仍然存在。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一个整体表述，反映出党中央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既有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也有发展不足的掣肘，在不足之中，“量”的差距又与“质”的短板并存。
变的是社会主要矛盾，不变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定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最精辟的结论——
“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
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说，在不变中，又要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在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这就是发展的唯物论，也是矛盾运动的辩证法。
新矛盾呼唤新变革
党的十九大开幕翌日，香港《南华早报》刊文指出：重新定义社会主要矛盾，暗示中国今后多年、甚至几十年的经济发展重心将发生变化。
步入新时代，面对新矛盾，发展，需要别开生面。
“落后的社会生产”聚焦的是发展，解决的是从不发展到发展的问题；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关键词还是发展，只不过此发展已非彼发展。
正如多年以前，邓小平同志所言：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处在“发展起来以后”阶段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站在了破解难题的最前沿：“全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我国发展起来后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十九大报告点明破题之钥：“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这个新表述讲的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而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必须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上来思考，思路不能窄了。”冷溶说。
提出矛盾是解决矛盾的前提，解决矛盾是推动发展的动力。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论断，既坚持了发展是第一要务，又为发展创新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
——新矛盾呼唤新变革：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开启一场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深刻革新。
长江之畔，湖北宜昌。
2017年前11个月，这个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2.6%，地方财政总收入同比下降8%。
数据回落的背后，是一座工业大市力破“化工围江”的壮士断腕之举。2017年，宜昌关停25家沿江化工企业，迈出长江沿线化工企业“清零”3年行动的第一步。
“地方财政收入下降，环保支出增加，我们不是没有压力，但为了还长江一江清水，这个腕必须断！”宜昌市副市长袁卫东坦言。
是否只能重复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老路？靠加大投资托起增长的模式走不通了，如何走出一条可持续的新路？
从大开发到大保护，“宜昌之问”和“长江之问”，正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问，也是经济新常态下，整个国家必须作出的战略抉择。
如果一边是越来越现代化的城市，一边是越来越萧条的乡村，那就不能算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实现平衡、充分的发展，“三农”是必须克服的最大短板。
2018年2月初，改革开放以来第20个、新世纪以来第15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发布。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文件聚焦乡村振兴战略，擘画出一幅新时代中国农村巨变的壮美蓝图。
“这将是乡村发展水平的整体性提升，是乡村的全面振兴。”中央农办主任韩俊说。
——新矛盾呼唤新变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中国经济向高质量转变的发展创新。
“需”与“供”，构成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面。
需求一侧，因着美好生活而变得丰富多元；相应地，供给一侧，也须完成由量而质的嬗变。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正在推动中国走上新发展之路。
贵州是一个缩影。
这片脱贫攻坚的决战重地，因地处长江和珠江上游、面对不可逾越的生态红线，必须寻找补齐经济社会发展短板的新路。
唯有创新驱动，才能持续发展。
在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发展战略支撑下，贵州创新发展之路越走越宽。2017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位居全国第一，自2011年以来，地方经济增速已连续7年、28个季度位居全国前列。
“在经济整体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同时，一些地区通过抢抓机遇，充分利用一体化市场、开放型经济和现代化技术，可以超越原有经济结构实现跨越式发展。”宁吉喆说。
——新矛盾呼唤新变革：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改革，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历史性地联系在了一起。
40年前，改革开放开启了一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伟大革命。革命的对象，正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其价值取向则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党的十九大作出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论断，这是我们党对改革开放的充分肯定，是40年一以贯之推进改革的逻辑必然。”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龙平平说。
今天，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已超越空间地域范畴，也不只限于经济领域之内。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相互交织，相互作用。
“这要求我们运用系统思维，用全面深化改革的办法，破除那些造成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文显说，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新的要求。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
“中国要前进，就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我们必须坚定改革开放信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进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创造活力。”习近平总书记这样向世人宣示。
紧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守牢风险底线，开拓发展创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正在迎来一场艰难而华丽的转身。
“习近平正在带领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完成这个转折。”美国探索频道纪录片《中国：习近平时代》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