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7月4日讯(浙江日报记者 丁谨之 市委报道组 张潘丽)听闻记者前来寻访茅盾的红色故事，茅盾纪念馆首任馆长汪家荣毫不犹豫地放弃午休，匆匆赶来。

　　暴雨前的午后，异常闷热。从熙熙攘攘的游人中，挤入馆内，78岁的汪家荣未等呼吸平复，便在抄手游廊中坐定，迫不及待地讲起茅盾往事。

　　“纪念馆隔壁就是茅盾故居，是他出生的地方。茅盾之墓在乌镇西栅，离这里很近。”位于桐乡乌镇观前街17号的这座清代民居，见证了一代文学巨匠与水乡的桑梓之情，而纪念馆展板上茅盾遗书的内容，则诉尽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赤子情怀。

　　“亲爱的同志们，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和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将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耀。”这是茅盾写给党中央最后的话，也是弥留之际的肺腑之言。

　　将被追认为共产党员视作一生最大荣耀，足见信仰的伟大力量。这份力量，正是从这座130余岁“高龄”的小院中破土而出的。

　　少年茅盾没有埋首故纸堆中，而是一直致力于在时代变革中，积极找寻能点亮国家发展前路的思想之光。

　　“学生时代，精神当活泼”，要有“担当宇宙之志”，“有奋斗力以战退恶运，以建设新业”……细细品读茅盾留在作文本中的语句，忧国忧民的炽热情怀跃然纸上。

　　如今，当年书院的讲堂已变为明亮的展厅，一尊汉白玉雕像矗立其间。“这是茅盾18岁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的形象。”汪家荣介绍，因家境贫困，1916年预科毕业后，茅盾前往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在上海，他结识了陈独秀、李汉俊等人，思想进一步倾向共产主义，并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1920年，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成立，茅盾成为其中一员。1921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因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人流量大、便于掩护，所以茅盾成为了中共中央的秘密通讯联络员。”汪家荣告诉记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几乎天天都有好几封写着“沈雁冰先生转钟英小姐台展”的来信，寄至上海商务印书馆。不解内情的同事，以为“钟英小姐”是茅盾的红颜知己，还曾闹过误会。其实，钟英是“中央”的谐音。只要外地的共产党员来到上海，一般会先来茅盾这里接头，然后再由他介绍到其他中央机关。

　　通讯联络员，并非茅盾的唯一身份。身为中国茅盾研究会骨干会员，汪家荣与多数研究者一样，习惯称茅盾为“革命文学家”。因为文学作品是茅盾思想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研究茅盾的基础材料。

　　循着茅盾的人生道路，依次浏览展厅中的展板，可见丰富的文学作品影印资料。1920年，《新青年》迁沪出版，茅盾应邀为基本撰稿人。在他的领航下，《新青年》令更多青年作别未经省思的庸碌人生，走出小我，把自己的发展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

　　此外，他还与郑振铎、孙伏园等人组织发起“文学研究会”，改革了《小说月报》;担任《民国日报》副刊《社会写真》主笔，在5个月中写下127篇短评。而后，《子夜》、《蚀》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等小说作品陆续诞生。

　　执笔亦从戎。文学，成为他为革命而战的武器。字里行间，那些对故国的凝视，对启蒙的深思，在历史中折射出明亮之光，照亮新青年们的前行之路。

　　1939年，应时任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的邀请，茅盾前往新疆任教。1940年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他前往延安。在延安鲁迅艺术学校任教半年后，转去重庆，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委，复刊《文艺阵地》。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再度转移香港，创办《笔谈》。随后，他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桂林前往重庆，在特务监视下度过3年。

　　因时局动荡，茅盾一度与党失去联系。1940年，他曾向毛泽东提出恢复党员身份的请求。“你的身份特殊，留在党外对革命事业更有帮助。”毛泽东这样答复。于是，茅盾一直以非共产党员的身份，活跃于文坛。直到临终前，他才在遗书中，再次提出请求。

　　1981年，中共中央同意决定恢复茅盾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家国与时代所呼唤的青年品质，是精神的状态，是意志的性情，是勇气对于怯懦的战胜，是冒险欲对安逸生活的压倒。这些，都是茅盾走过的道路，赠与我们的启示。

　　记住茅盾的精神，比记住纸间的只言片语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