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我省大多数被诉企业不敢或不愿应诉，首先主要是主观上怕输、怕难、怕花钱，其次是对裁判后果认识缺位，认为与其花费时间、精力、财力去应诉，还不如退出该国市场去开辟他国市场，第三是缺乏精通国际贸易的法律人才，无法应诉。

　　昨天下午，在浙江高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情况通报会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童兆洪说，浙江企业要取得国际市场的竞争地位，必须跨过知识产权这道门槛，勇于善于打“洋官司”。在一篇名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经营的门槛》的文章中，童兆洪通过调查分析浙企在国外被诉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具体类型、原因和影响，提出了应对“洋官司”的对策。

　　据介绍，浙江高院这次主动指导企业打“洋官司”，在全国尚属首次。并且，此举得到了浙江知识产权权威人士、浙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永明的肯定。李永明说，只要不影响法律的公平、公正，法院利用所掌握的司法资源，为企业、老百姓提供法律服务，有着积极的意义。

　　“洋官司”五大特点

　　根据童兆洪的调查，“洋官司”有五大特点：一是诉讼的产业针对性明显；二是诉讼实力强弱差异明显；三是为竞争而诉讼目的明显；四是证据多来源于国际性产品会展；五是被控产品完全仿制成讼较多。

　　“洋官司”一般集中在浙江的两在优势产业，即轻工和机电行业。而提起诉讼的原告，大多数是国外同行业的大公司，比如全球最大的电子工具制造商美国百的公司、日本松下电器等，浙企基本是中小型生产贸易企业。

　　“洋官司”的原告目的性非常明确，他们就是想通过知识产权诉讼是手段，排挤浙企在国外的竞争机会。而且，证据大多来源于国际性产品展览会，被告展示的样品、产品目录、广告宣传册等。

　　惹官司内外有因

　　惹上“洋官司”的原因有内有外，但最主要在于浙企自身。

　　童兆洪总结了三大原因，一是国外把打官司作为新手段，以实施知识产权壁垒；二是浙企不遵守国际贸易规则；三是浙企的知识产权意识淡薄。

　　童兆洪说，有的企业在国外参加展览会，为了争取订单，往往把国际市场有的同类产品列在自己的产品介绍中，还附有图示或照片，试图接到订单后再组织生产，结果弄巧成拙，成为被控侵权的有力证据。

　　调查中还发现：大多数被诉企业不敢或不愿应诉。也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主观上有怕输、怕难、怕花钱；二是对裁判后果认识缺位。被诉企业很少在国外有常驻机构或投资，认为与其花费时间、精力、财力去应诉，还不如退出该国市场去开辟其他国家的市场，所花代价更少；三是省内缺乏精通国际贸易的法律人才，无法帮忙去应诉。

　　　政府要支持打“洋官司”

　　童兆洪鼓励浙企打“洋官司”。他说，被诉企业要克服畏惧心理，冷静分析，勇于应诉。要善于运用国外的知识产权文献，要善于运用知识产权诉讼技巧。通过打“洋官司”，取得国际市场的竞争地位。

　　面对知识产权这道门槛，浙江企业要提高保护意识，既要尊重别人的知识产权，又要大力开发自主知识产权。

　　童兆洪还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要充分重视，积极发挥被诉企业的支持和协调作用。比如，可为中小企业设立应对诉讼的互助基金，资助省内中小企业去海外打官司，消除他们“怕花钱”的心理。司法行政部门要建立法律服务平台，培养一批能打“洋官司”的律师，并能提供当地国家的律师等。

　　(注：文中的“洋官司”主要是指浙江企业在国外被诉侵犯知识产权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