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侵生物的生存之道
通过多年来对入侵生物的研究,陈集双对这些入侵生物,特别是植物类的生存能力表示“惊讶”。
他说,以水葫芦为例,它拥有极其强大的繁殖能力,甚至能以有性和无性两种方式繁
衍后代,而在入侵的早期,无性生殖更是主要的。每逢春夏之际,水葫芦依靠匍匐枝与母株分离的方式,每5天就能繁衍出一个新植株,用不了多少时间它就能铺满整个水域。
同样,外表文弱绚烂、楚楚可怜的“加拿大一枝黄花”,也是依靠这种方式,见缝插针般地遍布城乡荒野——不用种子繁殖,“一枝黄花”那像竹子一样的地下根茎也会四处蔓延,在找到合适的地方后就自动生出新株,因此除非一株不剩地彻底连根铲除,否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后就只剩下它“唯我独尊”了。
在生物入侵中还有一些更为厉害的方式。两个入侵种从原产地结伴而来,相互配合共同入侵。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松材线虫,光靠它自己是无法进行远征的,扩散速度会慢得多,所以它就选取了松墨天牛作为自己的运输机;而松墨天牛呢,它在松材线虫的帮助下,当然更容易在树林中泛滥成灾了。
目前,我国的科学家们也发现,“加拿大一枝黄花”的根系同样能分泌抑制其他植物生长的化学物质,通过这种手段去挤占原属于土著种的领地。
远离天敌是入侵者最为得意的招数之一。陈集双说:“那些不远千里而来的入侵种在原产地的时候还能安分守己,而一旦进入新的环境,就能够称王称霸,这是什么原因呢?很简单,在这块新土地上没有它们的天敌。比如空心莲子草在南美算不上令人厌恶,但来到我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以后,一下就泛滥成灾了。在南美大陆有一种专门对付它的莲草直胸跳甲虫,在它们的挟制下,空心莲子草不得不忍气吞声,做一根乖乖草了。
陈集双认为,在所有的入侵方式中,最让人拍案叫绝的,同时也是最让科学家担心的,是许多入侵种会采取与土著近缘种“联姻”的方式来实现入侵。这种联姻方式,使得入侵种不费吹灰之力,占据了原先土著种的领地,并且入侵种与土著种的杂交后代也具备了两个祖先的全部遗传信息,所以可以在日后不断的繁殖过程中,挑选合适自己的基因型,产生新的表型变异,大大增强它的入侵能力。
“引狼入室”结恶果
“很多生物在一开始时,是为我所用的。我省有30%的栽培农作物都是外来引进的。”陈集双告诉记者,生物本身并没有有害和无害之分,只是在人类的利益面前,我们人为地将它们划分开来。同时,很多现在被我们认为是有害的生物,一开始都是为我们创造了一定财富的。比方说水葫芦和空心莲子草。
陈集双介绍,这些生物之所以后来会蔓延成现在这样的状态,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我们的生产结构发生了改变,即使养猪,用水葫芦的历史也是一去不复返了。其二则是由于我们的水受到了污染,营养化程度加大。“我记得我那个时候都还种过水葫芦,但要浇肥让它们长得更好。水越干净,水葫芦越不长。”
同样,“加拿大一枝黄花”当初被当成是观赏植物。如今,它已在田间路边开得遍地都是,肆无忌惮地掠夺着其他生物的养分,破坏着当地原有的生态平衡。而造成其蔓延的原因,除了浙江的气候适宜等原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空地太多。大量被划定范围、却依然闲置的基建用地,成了“加拿大一枝黄花”绝佳的生长地,也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了它更加快速地扩张领地,直至占领农田耕地。
互花米草则主要分布在浙江的沿海滩涂地区,比如宁海地区就有好几万亩滩涂深受其害,每年损失超过5000万。这种植物有“天然消浪器”之称,盘根错节的根系和草叶可以让波浪由大化小。20多年前,国内一些地区还专门引进,可后来却发现这种草依靠其极强的繁殖能力不但侵占原有植物的生长空间,而且还导致贝类、蟹类、藻类、鱼类等多种生物窒息死亡,沉重打击养殖业;另外这种互花米草生长起来极为茂盛,当地的渔民进入茫茫草丛就很难辨明方向,据说还直接导致过好几个人因为误入其中后被涨潮吞噬的惨剧。
豚草被称为“毒草”,原产北美,属菊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在浙江省沿海台州、温州一带都有分布。有科研人员认为,此种植物是上世纪30年代由日军的马料中带入,另一说法是当年侵华日军用此种植物给坦克作伪装时带入。除对本地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外,它的花粉能引起人呼吸道过敏,引发“枯草热”,对人类健康带来危害。
福寿螺是在1985年从广东引进浙江的,当时主要集中在温州的平阳、瑞安等水网地区,是当地农民作为一种致富项目民间自发引进的;福寿螺的养殖也是用纱框在田里围养的。由于福寿螺煮(炒)熟,乃至加工成罐头后,都有一股异味,不适合国人的口味,因此在1989年以后,温州等地的农民就让福寿螺自生自灭了。1992年—1995年,在温州部分农村,发现过福寿螺在局部危害农作物。农技专家们就组织农民用灭旱螺、密达药物和石灰粉来喷洒防治,防治药物很灵,从1995年后,福寿螺在浙江基本绝迹。但2004年的浙江报纸《都市快报》报道在嵊州市又发现了福寿螺。
“抵抗外来生物入侵,需要民众更高的觉悟、需要政府更有力的作为。我们的家园需要大家一同忧患,一起维护。”陈集双如是说。
防治体制落后在哪里
陈集双不无担忧地说:“通过两年多来多种形式的调研,我们发现:浙江省对危险性入侵生物预防、控制与管理整体上处于相对被动的状态,明显落后于国际水平。目前仍存在着相关法律制度不够健全,部门之间缺乏协调,未能形成统一的预警机制和防控体系,对突发性事件应对能力不足,以及对入侵有害生物预防控制的研究力量分散重复,专业检测机构建设不足、检测权威性不够两个主要问题。同时,还存在着对浙江省有害生物入侵和生物安全现状缺乏全面了解,对于一些重大入侵有害生物及其灾害,缺乏强有力的扑灭、控制行动,以及对宣传认识不足,有害生物防控经费缺乏,重复建设和投入使用不合理,与入侵有害生物预防控制相关的复合性人才不足,队伍老化和不专业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预防控制入侵有害生物是一项长期的公益性工作,涉及多个行业的多个部门和社会大众,任务艰巨,责任重大。“针对上述存在问题,我们建议:尽快建立强有力的指挥和监督机构,加强信息交流、指挥、协调和监督,整合现有社会资源,更好地发挥各职能部门的职能。我们强烈呼吁建立省政府直接领导、由相关职能部门和专家组成的联席会议,建立健全防范外来有害生物的快速反应机制和相关部门的协作联动机制,作为省政府防范外来生物入侵的决策咨询机构,确保科学有效遏止和防控重大生物灾害频繁发生。”陈集双称,事实上,现在我们已经存在着多个如“浙江省非典型性肺炎防治工作协调小组”、“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治领导小组”、“浙江省防治动物疫病指挥部”、“浙江省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指挥部”、“浙江省柑橘黄龙病防控指挥部”等等机构。如果对这些机构进行整合重组,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实现入侵有害生物的科学有效控制,同时节省财力人力。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外来生物引进的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农畜产品进出口检疫存在双重标准,国门为别人开,“宽进严出”。陈教授指出,频繁的农畜产品进出口贸易,难免会带来一些有害生物。“比如说我们从国外购入草皮,都是一船一船装进来的,这里面如果藏着几颗“加拿大一枝黄花”的种子,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有害生物,哪里查得出来。”而据统计,2004年1月到10月,浙江省检疫局进境检疫截获的有害生物达570个批次,比前年同期增长了197%。
陈集双说:“发达国家由总统牵头,内政部长召开会议解决。而中国农业部门和检验检疫部门是分开的。物种出口是农业部门的问题,进来则是检验检疫管的,而像大型的高尔夫球场要进口草籽等又是环保部门管的,这样权力分散,不能有效管理。”
既来之,则用之
另外,包括陈集双在内的一些学者们还呼吁,设立入侵有害生物重大疫病预警扑灭控制常设基金。陈集双认为,入侵有害生物预防的代价远远低于控制成本,几乎所有的入侵有害生物都是可能杜绝或延缓侵害的,一旦入侵和定居就成为须长期控制和不能根治的灾害物种,同时对入侵生物的合理利用是最理想的控制办法。对生物入侵的预防控制是一项长期的公益性工作,必须以政府的公共财力支持为主作为资金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这项公共事业。“我们建议由政府设立专项资金,主要用于预警预报系统和防控体系建设,常设基金的大部分用于家底调研、政策制定和有害生物控制技术、综合利用技术的研究开发,以开发效益回馈社会,形成良性循环。”
最后,陈集双指出,对于部分我们现在认为的有害生物,如果合理利用,不但可以节约大量的防治资金,还能使其变废为宝,产生一定的社会经济效益。比如与陈教授同在一个所里工作的竺教授通过研究就发现,“加拿大一枝黄花”的花中可以提取出精油,制成化妆品,对年轻人脸上的痘痘有不错的治疗效果。另外,它的茎中的纤维也可以通过一定的技术进行提取合成,制成纺织建筑材料。另外,云南还曾将水葫芦聚集起来,制成沼气发电等等。“既来之,则用之,与其简单地毁掉,不如合理地利用。变废为宝,为我所用,才能构建一个真正和谐生态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