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会转型必然深刻地触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调整。所有向上的提升，注定连带着向上的痛、犹疑、负重和失重感。

　　被称作“民工第二代”的民工子弟的生存现实和精神状况，正越来越受到社会研究者的关注。在身份认同上，这个群体陷入了究竟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的尴尬；在人生规划方面，面对着“回去”或者“留下来”的两难；在个人发展的机会平台上，又充满了“踏实”和“踏空”的忐忑。他们的成长之路呈现了明显的差异，必须承受一系列与生俱来的差距，经历其他同龄人不曾经历的压力和挣扎，一方面羡慕城市人，另一方面又觉得那些都不属于我。在这种情况下，其社会认同就会趋向“自我放逐”，产生自我与社会主流的紧张与疏远，并最终增加社会不安。

　　成长时期是社会化的关键时期。如果一个庞大群体的下一代的重重心事无法排遣，如果一种共同心态渐渐失衡，社会的平衡与和谐也就无从谈起。因此，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努力开启这些孩子公平、正义、希望的视线，使他们的人生朝向温暖、慈爱和包容。

　　教育公平意味着发展机会的平等，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一环。对于杭州现有教育资源来说，要完全接受、容纳在杭适龄民工子弟入学，保证每个孩子都能进校学习，本身就是极艰巨的挑战。我们很明显地感受到了社会理性的急促催迫。我们很欣喜地看到拥有整整8万名适龄民工子弟的杭州已经有所作为。去年11月省政府办公厅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流动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得到认真落实，越来越多的民工子弟学校拔地而起，一所所城区学校开始接纳民工子弟，各种民工子弟助学活动方兴未艾。杭州不仅在地理意义上显示出南方城市的暖意，也在努力学会用温情脉脉的胳膊去拥抱每一个异乡人。

　　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不应该存在轻蔑的鄙视，只有深切的互相关心。关注民工子弟是否有书读，是公共舆论的道义与责任所在。而在入学之后，我们同样有理由保持关切：他们的成长，是否顺利？他们的融入，是否无碍？他们的本领，是否见长？他们的心事，是否化解？他们的天赋，是否如刀锋新拭？他们的特长，是否像春花初开？早报最近刊载的一则报道更加深了这种关切：一所民工子弟学校在新学期开学之际，竟流失了80多名学生。在经过了一个学期(以上)的适应之后，他们为什么要选择离开？除了像小候鸟一样，随父母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逐水草而居”，是否把曾经留住他们小小身影的杭州校园存进记忆，这种记忆是否将陪伴他们成长？尤为重要的是，留下来在杭州求学的更大多数的孩子，他们，一切可好？

　　因此，我们来到校园，来到低矮的工棚，努力理解并深入这些孩子的内心。

　　因此，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如大哲康德“学习仰望星空”，坚守心中的热，感受向上的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