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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浙江省档案馆的特藏室内，保存着一组形成于57年前、编号为L030—236的历史档案。打开这一卷宗档案的封面，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第一份档案，是一封全部用英文撰写的电传信件。此信是当时(1948年4月12日)的英国驻华大使写给当时中国外交部的。主要内容如下：

　　——战争期间，一艘日本的船只“里斯本丸”曾运载着2000名英国战俘，从香港前往日本。1942年10月2日，该船行驶到舟山外洋，遭鱼雷攻击而沉没。当时，由于中国舟山东渔父岛渔民的奋勇救助，有200余名英国战俘没有葬身大海，尽管当地渔民的生活非常艰苦，但是，他们还是想尽办法为这些英国战俘提供了食宿、照料等，使他们生存了下来。

　　——10月3日，日本兵派出炮艇围住岛屿，又将这些英国战俘押走。后来，当地的中国渔民还是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其中的3名英俘，最后将他们安全地送到了盟军的辖地。

　　——为了感谢中国舟山渔民大无畏的救助精神，英国政府已经拨出一笔专项资金作为奖品，赠送给当地渔民。同时，英国海军已计划派出一艘名为“麦考思”号的驱逐舰，前往舟山东渔父岛举行赠礼仪式。

　　第二份档案形成于1948年4月16日，是当时的中国外交部写给浙江省政府的一封快信，该信要求浙江省核查一下，舟山东渔父岛上渔民“是否确曾在1942年10月2日救助‘里斯本丸’上之遇险英俘”。

　　该卷宗的最后一份档案是：舟山东极乡送呈的一份关于救助英国战俘的详细经过。主要内容如下：

　　东渔父岛应为东渔人岛，它是一个历史地名，现在叫青浜岛。1942年10月2日早晨。当地渔民听到外洋传来霹雳巨响。后来，洋面上就出现有遇险者在挣扎。青浜岛在渔民唐如良等5人的提议下，全岛渔民划船参与救助，共救起216人；一旁的庙子湖岛，也在渔民沈万寿等5人的发起下开展了救助，共救起106人；另外一个小岛——西福山岛也救起62人。被救的人中，有人出示“香港英国人”五个中文大字，渔民才知道救助的是陷于日军魔爪的盟国战俘。

　　看到这些饥寒交迫的战俘，这些小岛上的渔民纷纷拿出衣服、饭食，还为他们安排住宿。青浜岛上几名有号召力的渔民则开始商量如何将这些盟国战俘安全转移。但是，商量还没有眉目，10月3日早晨，日军的五艘炮艇已经出现在这些岛屿的周围。青浜岛的唐如良等人，连忙把英国战俘中看似头头的三个人藏匿到岛上的山洞中。当天下午，200余全副武装的日军上岛挨家挨户地搜捕英国战俘。结果除了山洞里的3人外，其他381名英国战俘都被日军押走。此后几天，敌舰一直在这些岛旁巡逻。

　　10月9日，青浜岛周围已经没有巡逻的敌舰，渔民唐品根等6人冒险用小帆船将3名英国战俘送到葫芦岛，交给了当时抗日的第四大队王继能部，后辗转送到重庆。

　　抗战胜利后，被救的3名英国人与唐如良、王继能取得了联系。英国大使馆可能是听了这3名英国人的介绍，只知道青浜岛救助了200余名英国战俘，其实，加上庙子湖岛等，共救英俘为384人。

　　这份“救助经过”的后面还附有一份花名册，都是当年救助过英国战俘的渔民姓名。那么，如此规模的大救助，东极乡为什么一直没有向上报告呢？其实，抗战胜利后乡里也打算上报，但是，当地老百姓的质朴回答是：“我们不想邀功。”所以，这次乡里又要求当年参与救助的渔民登记姓名，以便接受赠款时，渔民们还是不愿意登记。后来，乡里作了许多解释工作，登记工作才得以开展。但当年发起救助英俘行动的沈万寿还是明确表明：“不接受赠款”。

　　民间见证

　　描述救助英国战俘经过

　　虽然，救助“里斯本丸”英国战俘的历史档案，一直都没有公开披露过，但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舟山民间一直有人在关注此事。舟山的离休老干部毛德传较早就开始调查此事，后来，文化系统的张坚、管一星，原舟渔公司的王永建等都曾到青浜岛、庙子湖岛、西福山岛(今都属于东极岛范围)作过实地调查，积累了许多珍贵的口述史料。

　　当舟山的渔民们看到“里斯本丸”沉船上的西洋人正处于死亡边缘线时，救死扶伤的传统美德立即驱使他们去全力救人。后来，获悉这些西洋人是盟国战俘，清贫的渔民又尽全力提供衣服、食物，并安排住宿。

　　说到“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当地的渔民还会提及一些历史见证物。

　　渔民张福青的船出海救人，小船上已经坐满了英俘，但是，张福青听到一旁的礁石上传来了音乐声，还是将船摇到礁石旁。原来有3名英俘在礁石上，其中一名正在吹口琴。意图很明显，希望有人能救他。后来，这名吹口琴的英俘下海，搭着张福青船的船帮，游上了青浜岛。为了感谢救命之恩，这名英俘将口琴送给了张福青。所以，青浜岛的许多渔民都知道张家曾有过一支特别的口琴。但是，不久因为生活实在是太艰难了，张福青的妻子最终还是将口琴带到上海，换回了一石米。王永建说：“今天，张福青的儿子张定康说到此事时，还是感到非常遗憾，要是口琴还在，那不就是珍贵的历史见证物吗。”

　　其实，当地还是有渔民保存着当年英国战俘所赠的物品。青浜岛上的渔民任福仁也参加了当年的救助活动。后来，被救的英俘送给他一把西餐刀。王永建说：“如今，这把西餐刀正由其女儿任美君所珍藏。”

　　舟山的民间调查还使一名关键性的人物浮出水面——3名英国战俘之所以能成功脱险，最后还得力于时任第四大队副大队长的缪凯运。那么，这样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为什么在历史档案中不见其姓名呢？当事人的回忆文章，破了其中的谜团。

　　写回忆文章的正是历史档案中有其名的王继能。他在生前所写的文章中详细描述了缪凯运帮助3名英国战俘脱险的过程。

　　当时，缪凯运正在葫芦岛自己的岳父家中作客。听说青浜岛有盟国战俘，他冒险坐船前往。在青浜岛上，他与3名战俘交谈后，马上安排人员、船只将他们转移。从青浜、到郭巨，再到康头，然后，到象山，一路派兵保护。最后，3名战俘又去了云和，并辗转到达重庆。王继能的文章说：救助3名英国战俘，缪凯运“实在是功不可没”。但是，在1948年前，缪凯运却已经被当地官员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死了。

　　难怪历史档案中，只有大队长王继能姓名，却没有副大队长缪凯运的名字。笔者在舟山看到了一幅历史照片，照片中的人物包括王继能和缪凯运，和他们在一起的正是3名被救的英国战俘，他们都穿着中国渔民所提供的中式服装。这也是珍贵的历史见证物啊！

　　更大的见证物其实应该是一艘机动帆船。王永建说，后来，英国军舰并没有来东极岛送赠款。我们在翻检以往的旧报纸中获悉，1949年2月18日，英国人曾在香港举行一个感谢仪式。当时的港督葛量洪代表英国政府向舟山东极乡赠送“海安号”机动渔船一艘。但是，关于这艘渔船最后的去向，目前还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

　　海外史料

　　展现“沉船事件”全貌

　　当年“里斯本丸”船上的战俘，今天还有12名幸存者。研究“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英国学者托尼，一直与这些幸存者保持着联系。托尼从这些幸存者中获知了事件的真相和中国人的仁慈。4月2日这位学者应邀来到舟山，将与中国的研究者，以及当年救助过英国战俘的渔民见面。

　　在与托尼取得联系后，有关“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全貌，也开始展现在人们的眼前。“里斯本丸”船上的战俘，共计为1816名，都是当年在香港与日军作战被俘的英军官兵(还包括几名军官家属)。“里斯本丸”是条改装过的货船，甲板下有3个装货物的底舱，分为前舱、中舱、后舱。日军将这些战俘分别装进3个底舱，由于舱小人多，所有的人都只能站着。3个底舱就成了3只装人的罐头。甲板上则是770余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兵。

　　当时，日军是要把这些战俘从香港押送到日本本土。但是，日军没有在“里斯本丸”上标明任何有关战俘船的标记。1942年10月1日早晨，在舟山外洋巡逻的一艘美国潜艇(SS—214 USS GROUPER)发现该船后，就向其发射鱼雷，其中有一枚鱼雷击中该船。但是，“里斯本丸”并没有马上沉没。

　　当天下午，日本的驱逐舰、运输船都赶到出事海域，将船上的大部分日军作了转移。然而，在这紧要关头，日本兵居然将3个底舱的压舱板全部钉死了。英俘中的军官向日军提出抗议，要求每个舱都拿掉一块板，让战俘们能呼吸到一点新鲜空气。但是，这一提议不仅遭到日军拒绝，日本兵甚至还在压舱板上蒙上防水布，从而使底舱的空气更加浑浊。

　　10月2日早晨，已经是遭鱼雷攻击后的24小时，该船还是没有沉没，并已经移动到距青浜岛3英里处的海面。但是，船的后舱已经进水。后舱的战俘在极度浑浊的空气中轮流用力踩动水泵排水。

　　上午8时多，船上所剩的日军和船员开始撤离。底舱的战俘开始自救。前舱和中舱的战俘最后终于艰难地打开了压舱板，爬上了甲板。日军却向他们开枪射击。不久，后舱进一步下沉，后舱的战俘最终没能打开压舱板，全部遇难。

　　冲出底舱的战俘纷纷跃入大海，向遥远的岛屿游去。途中有不少人葬身大海。一名幸存者后来回忆说：“奇迹真的发生了！中国的渔船队驶了过来，开始救助活动。我是被救的其中一个。所有被救的人太幸运了，也包括我。被救后我们所住的地方叫‘青浜’。”“这些中国人非常善良地对待战俘，给我们食物和中国人自己的衣服。”

　　幸存者汉密尔顿上校的回忆文章中有这样的话：“原先，日本人的本意是让战俘全部淹死，这样他们就可以说船是被美国人击沉的，而他们没有机会实施救援。后来他们在海上看到中国人救了如此多的战俘后，才明白他们的计划不可能被实现，所以他们改变了策略。”

　　“里斯本丸”上的战俘，本来完全有时间获救，日军在转移自己的士兵时，可以将战俘一起转移，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

　　就这样，在舟山东极岛的外洋中，不仅沉没了一条大船，船旁还留着近千具英军官兵的遗骸(现在最保守的估计当时死了840余人)。

　　历史是一面镜子，只有回望历史，反思历史，才能展望未来。这也正是中国民间人士关注此事，英国学者研究此事的意义所在。(本文的撰写得到了浙江省档案馆、舟山市档案馆的大力支持，对此特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