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25日，习近平参加全省“山海协作”工程系列活动开幕式暨合作签约仪式。 浙江在线记者 周咏南 摄

　　制度创新“向心力”

　　我们要坚持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坚持和完善现有制度，从实际出发，及时制定一些新的制度，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提供更加有效的制度保障。

　　——习近平

　　“一有阳光就灿烂，一有雨露就发芽”。在很多人眼中，浙江的另外一个名字是：“创新”。

　　“浙江的活力之源，在于率先建立了能够调动千百万人积极性的体制机制。”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经常强调体制机制创新的极端重要性，并通过一系列政策制度创新，实实在在地释放出改革红利，在更广范围内激发和调动千万群众的创业创新积极性。

　　为全面落实“八八战略”，习近平以一年一个主题的节奏，亲自制定实施了“平安浙江”“文化大省”“法治浙江”“生态浙江”以及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等重大决策部署，在制度层面探索形成了“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有力地推动了“八八战略”的贯彻落实。

　　这些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刻地体现了治国理政谋篇布局的系统性和创造性。从中可见，无论是在浙江还是在中央，习近平在顶层设计和制度层面的思考与实践，的确是一脉相承的，浙江是重要的源头和萌发地。

　　处理好“两只手”之间的关系

　　“一只是政府看得见的手，一只是市场无形的手，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还是离不开这两只手，关键是处理好两只手之间的关系。政府腾出更多的精力抓服务，市场的这只手壮大了，政府也可以转换出更多的职能，把该管的事情管好，把不该管和管不好的事情交给市场去管。”面对浙江民间蓬勃有为的创新创业热情，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处理好“两只手”之间的关系。

　　他经常对外地来浙江考察的同志讲，有人说，浙江经济就是老百姓经济，但是老百姓经济并不是说党委、政府是无所作为的，恰恰是党委、政府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稳步推进了市场取向的改革，使浙江的市场化程度走在了全国前列。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即“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这“两只手”之间的关系。这“两只手”重要思想，后来还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重大决定中更加鲜明地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一个非常重要而关键的科学论断，而浙江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论断的科学性、指导性和预见性。

　　“三分天下有其二”——这是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浙江发展的一大特色。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高度重视民营经济的创新发展。他深谙民营经济发展规律，深知民营企业所需所盼，为浙江民营经济发展亲自设计了路线图，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在“八八战略”中，第一条就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大力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习近平强调，在实际工作中要做到“四个不限、四个有”，即不限制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比例、发展速度、经营方法、经营规模，使个私经营者在政治上有荣誉、社会上有地位、经济上有实惠、事业上有作为。

　　“民营经济是浙江活力所在，是浙江的品牌；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佼佼者！”几乎每次到民营企业调研，习近平都这样为企业家们鼓劲加油。更让大家暖心的是，习近平在浙江下基层调研时，总是要到民营企业走走，看看经营现状，问问有无困难，听听企业呼声。到省外交流、考察，甚至到国外访问时，他也不忘去看望慰问浙商，并一起交流座谈。2002年12月下旬，习近平首次到台州考察调研时，就表示要加大对民营经济的服务力度，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鼓励民营企业进行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的发展，再创民营经济发展新辉煌。

　　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还亲自领导制定了《关于推动民营经济新飞跃的若干意见》等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明确提出要着力推进民营经济“五个转变”，实现“五个提高”。2006年1月，在习近平的倡导下，浙江又出台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对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等作了明确规定。

　　201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别委员联组会时，首次提出了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论述，强调要把握好“亲”“清”两字标准。其实，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就对政商关系作了深入思考，多次指出，浙江民营经济比较发达，各级领导干部一方面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要亲商、安商、富商；另一方面，同企业家打交道一定要掌握分寸，公私分明，君子之交淡如水。

　　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走遍了浙江的山山水水，也走访过许多大大小小的民营企业，留下了无数口碑载道的佳话。

　　过往的画面历历在目。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康莱特药业有限公司创始人李大鹏至今难忘，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曾先后6次到康莱特调研。刚来浙江工作不久，习近平就来到了康莱特。“当时，习书记听了我的汇报后，就鼓励我们企业要创新。”李大鹏回忆道，最让他感动的是，即使到中央工作以后，习总书记依然关心浙江民营企业的创新发展，关注着康莱特的发展。2012年3月，在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到浙江代表团看望代表时，专门同李大鹏交谈，询问公司的创新发展情况。“习总书记鼓励我要积极创新，研发的药品要成为国际领先。”李大鹏说，公司主导产品“康莱特注射液”便是创新的产物，是国家重点新产品，拥有国家自主知识产权，是目前国际上理想的肿瘤治疗药物之一，已获得10多个国家的专利证书。通过不断创新，该产品的年销售额从最初的两亿元增长到现在的20亿元，今年的目标是30亿元。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嘱托，康莱特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歇，几款市场前景广阔的新产品正在临床试验中。

　　针对浙江资源紧缺、环境容量小等制约，习近平提出不仅要“立足浙江发展浙江”，而且要“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充分发挥浙江人敢闯天下的优势，在大力引进各种要素的同时打到省外去、国外去，利用外部资源、外部市场实现更大发展。习近平形象地以“地瓜理论”比喻道，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为的是汲取更多的阳光、雨露和养分，但它的块茎始终是在根基部，藤蔓的延伸扩张最终为的是块茎能长得更加粗壮硕大。同样，我们的企业主动走出去，并非资金外流、企业外迁，这是在更大的范围配置资源、在更大的空间实现更大发展的需要，是“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立足全国发展浙江”的需要。“对此我们一定要正确认识，积极推动，乐观其成。”如今，遍布世界各地的浙商，已成为全国最活跃的企业家群体。

　　在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仅没有挤压国有经济的发展空间，反而为国有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创造了优越的外部条件和公平竞争环境。

　　2006年初，习近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更难得的是，浙江形成了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比翼齐飞、相互融合、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局面。”

　　截至今年6月底，省属国有企业资产总额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0066亿元，同比增长6.4%；净资产4007亿元，同比增长9.4%。特别是物产中大集团，这些年通过不断改革和创新，连续7年入围世界500强，且排位稳步上升，目前位列348位。

　　“两张表”里的大平安

　　2004年5月11日，浙江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作出了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决定。对于“平安浙江”的整体规划，彰显了习近平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非凡洞察力、决断力和运筹帷幄的大局观，以及在制度上抓创新、抓落实的工作特点。

　　在富裕后实现安定，在多元中求得和谐，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浙江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作为长期处在中国改革发展前沿的浙江，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推动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迁。“先成长先烦恼”的发展境遇，预示着浙江更早进入社会结构的转型期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期。

　　对此，习近平调研了一个又一个县，走访了一个又一个村，始终保持清醒认识。2003年9月23日、24日，习近平来到宁波奉化和鄞州考察，走村访户、进企业下车间，听呼声、摸实情。他对当地干部群众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处于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这样一个“门槛”，很多别的地方没有遇到的问题浙江往往最早遇到。我们既面临“成长的烦恼”，同时也要解决“先天不足”的问题。很多问题没有很好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又显现了。为什么浙江生活那么好，还会出事故？这说明你这个地方不光要经济发展好，还有协调发展的问题，“就必须建立健全一整套良好的和谐社会运行机制。”

　　在这一前瞻性思想的指导下，习近平提出了建设“平安浙江”。在“平安浙江”战略提出之初，习近平就明确指出，平安浙江中的“平安”，不仅是治安好、犯罪少的狭义“平安”，还是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宽领域、大范围、多层面的“平安”；突出强调了“大平安”的基本战略布局，而且采取了与社会治理理念高度契合的系统举措，这些举措不仅诠释了社会治理的理论内涵，更为今后的“平安中国”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从“小治安”到“大平安”，是习近平主政浙江时直面“成长的烦恼”的又一重大决策。而坚持把浙江特色的“大平安”这张蓝图一绘到底，也使浙江从此走上了民富与民安齐头并进的和谐发展大道。

　　把浙江的优势凝铸成制度的底座，把现实的问题关进制度的笼子。在基层调研时，习近平敏锐地发现，各地只有定期经济形势分析，而没有平安形势分析，必须要改变这个局面。接下来在“平安浙江”框架设计中，习近平高度重视创新平安机制建设：建立党委常委会定期分析社会稳定形势制度，像经常分析经济形势那样经常分析社会稳定形势；出台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和预防处置群体性事件若干规定、关于加强应急机制建设等新法规；积极探索和总结推广乡镇（街道）社会服务管理中心等富有创造性的做法；他总结和推广的武义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在全国首创，还被写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出台《浙江省平安市、县（市、区）考核办法》，每年修订评审条件，严格考核奖惩，既在统计报表上体现平安，更在群众感受中体现平安，努力创造群众真实感受到的平安，真正认可、满意的平安。

　　同时，在习近平的推动下，浙江还建立健全了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矛盾纠纷集中排查调处、群体性事件预防处置等制度。全省矛盾纠纷调处成功率一直保持在97%以上。

　　关于“平安浙江”，习近平经常说起的是“两张表”。每年底，各级领导干部考核时，除了看“经济成绩单”，还有“平安成绩单”；然后，再签下来年的“军令状”。这在浙江，如今已经形成良性互动的机制。

　　习近平身体力行，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稳定；一手拿“经济报表”，一手拿“平安报表”。各级党委、政府和党政领导干部一届接着一届抓、一任接着一任干，持之以恒推进“平安浙江”建设。作为“平安中国”先行先试的省域样本，浙江被公认为全国最安全、社会公平指数最高的省份之一。浙江，因为发展而成为一片热土，也因为平安而成为一片乐土。

　　精心铺设“法治轨道”

　　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

　　在建设“平安浙江”的同时，“法治浙江”建设也提上日程。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明确提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一些地方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方面创造了不少好的做法和经验，我们完全有基础、有条件、有责任在法治建设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以适应我省经济社会发展走在前列的客观需要，并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

　　创新之火花,恰恰是长期砥砺实践的结晶。2005年上半年，习近平亲自组织了有关“法治浙江”建设的重点调研课题。他不辞辛劳、夜以继日深入山区和海岛进行专题调研，还多次到企业、学校考察和听取意见。随后省委在“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要“以推进‘法治浙江’建设为载体，努力建设民主健全、法治完备、公共权力运行规范、公民权利切实保障的法治社会”。

　　2006年4月25日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作出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率先启动“法治中国”建设在省域层面的实践探索。

　　是年5月，习近平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连发多篇关于“法治”的文章：《法治：新形势的新要求》《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和谐社会本质上是法治社会》《弘扬法治精神，形成法治风尚》《坚持法治与德治并举》《党的领导是法治的根本保证》。在这些文章里，习近平从多个层次和维度，把“法治浙江”讲深讲透，如“和谐社会本质上是法治社会”“法治精神是法治的灵魂。人们没有法治精神、社会没有法治风尚，法治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根之花、无源之水”……

　　沿着习近平设计的“法治轨道”，这些年来，我省一以贯之地推进“法治浙江”建设，在推进依法执政、人民民主、地方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和普法宣传等方面不断探索前行，法治建设走在了全国前列。

　　同时，浙江各级党委对法治建设的领导驾驭能力显著提升，依法执政水平显著提高，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不断增强，“法治浙江”建设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实惠越来越多，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面继续发挥先行示范作用，为“法治中国”建设贡献了浙江经验和浙江智慧。

　　规矩不能当“儿戏”

　　“为官避事平生耻”“任其职，尽其责；在其位，谋其政”——这也是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对领导干部提出的要求，并在全面从严治党方面，采取了不少“硬”举措。

　　2007年是浙江省委确定的“作风建设年”。那年2月25日，春节后首个工作日，省委、省政府召开省市县三级联动的“作风建设年”活动动员会议。

　　会上，习近平提出要着力抓好六个方面的工作：大兴学习之风，完善学习制度，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学风；深化机关效能建设，进一步完善行政审批方式，深化政务公开制度；改进工作作风，严格控制各种名目的节庆活动，进一步改进会风和文风，坚持和深化领导干部下访、约访等制度；改进和规范公务接待，不得搞层层陪同，推行自助餐或者便餐、快餐；坚决刹住违规建设楼堂馆所的不良风气；厉行节俭、反对铺张浪费，特别要重视解决好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问题，努力建设节约型机关。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不但身体力行抓作风建设，还持之以恒地建立完善了一系列关于改进领导干部作风的制度。

　　早在2005年，在习近平主导下，浙江省委就切实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作出十项规定，以省委常委的表率示范行动，大力弘扬亲民务实、勤政廉洁、开拓创新的作风，明确提出“从严控制会议数量和规模，省委常委一般不出席部门和地方召开的会议”“切实精简文件，省委常委带头执行公文处理的有关规定，严格文件阅批程序”“切实减少会议和活动的新闻报道，省委常委参加涉及全局工作的重要会议和活动，可根据新闻价值摘要报道，几位省委常委同时参加的，作一次综合报道，并按有关规定严格控制报道篇幅”“切实做到轻车简从，省委常委下基层调研，严格控制随从人员和车辆，不搞层层陪同”“大力减少应酬活动，省委常委一般不出席纯属礼仪性的活动，不为部门和地方的会议和活动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名”……

　　其身正，不令而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讲得最多、最深刻的问题，就是全面从严治党，并且亲力亲为抓八项规定的落实。这与他在浙江工作期间狠抓作风建设一脉相承，充分体现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坚强决心和政治定力。来浙江工作后，习近平提出领导干部下乡不要搞层层陪吃，他自己带头吃自助便餐。那时候推行自助工作餐的做法很少。习近平提出后，有的工作人员还不理解。他说：“以后其他领导都要这样解决吃饭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是作风的转变，不仅能改变吃喝之风，同时也节省出时间多跑几个点。”

　　有一次习近平下乡调研，虽然此前省委规定了领导下乡不能搞接送，但是有位地方主要领导依然出现在高速公路出口。远远地，习近平看到了，在车上就提出严肃批评，并嘱咐司机不要停车。随行的省委秘书长建议，人都来了，还是让他上车吧。司机这才慢慢停下来，让前来迎接的地方领导上了车。

　　“你来干什么？”习近平一脸严肃。

　　这位领导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时语塞。

　　“你以为省委下发的文件是儿戏吗？”

　　“正好上午有空……”

　　“你有空不能接待上访群众？不能批阅几个文件吗？”

　　就在习近平和地方干部的一问一答中，周围的人感受到了习近平狠抓作风钉是钉、铆是铆的决心。

　　这次“风波”之后，习近平要求省委办公厅对作风建设相关制度的贯彻执行情况彻底督查。他还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和随行记者了解，有没有听说其他领导下基层时，地方上违反规定来高速出口迎接的？他反复强调，抓作风要有“钉钉子”精神，必须一抓到底。

　　正如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就经常说的：“天下大事，必做于细。”关于作风，习近平不但以“钉钉子”的精神常抓不懈，而且抓得很实、很细。比如，关于整治“文山会海”和规范领导活动报道，习近平就多次亲自授意有关部门制定相关规范，并率先垂范、做出表率。

　　2003年5月，《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实施意见》要求在精简领导同志活动和会议报道的同时，进一步改进新闻报道，多报道对工作有指导意义、群众关心的内容，多报道基层典型，努力使新闻报道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2004年，省委、省政府又对提高公文处理质量和效率提出了要求，决定大力精简文件，切实提高公文处理质量和效率，以解决文件多、简报多和公文办理不及时等问题。

　　“小事”着眼制订“大制度”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习近平正是从这样一件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入手，身体力行地告诉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当表率、“群众利益无小事”的道理，并通过“小事”着眼，制订“大制度”。就这样，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倡导建立的“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的政策文件”“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实施意见”“领导干部下访”等一系列制度创新，激浊扬清，影响、重构了浙江的政治生态。

　　2005年浙江省委的“十项规定”第一条提出，坚持基层联系点制度，每位省委常委都要确定基层联系点，每年到联系点和基层调查研究，了解掌握社情民意，解决基层和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而中央八项规定第一条同样开宗明义提出“要改进调查研究”。

　　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调研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一直坚持的优良工作作风和工作习惯。习近平在2003年初就主导制定了浙江省委《关于推进调查研究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的意见》，对加强调研作出了硬性规定：“省级和市县领导班子成员，每年分别要有两个月和3个月时间下基层调研，主要领导干部要自己动手写一至两篇高质量的调研报告；领导干部要在基层建立联系点，省级领导干部每年至少到联系点两次，市县领导干部要与基层点保持经常联系。”

　　习近平是制度规矩的坚定执行者。从踏上浙江大地那一刻起，习近平每年至少用三分之一以上时间深入基层和部门调查研究。“群众在党员干部心里的分量有多重，党员干部在群众心里的分量就有多重。”这是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他与基层群众鱼水情深的生动写照。下基层调研，习近平必定会进村入户，走企业下工地，跟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聊天，与一线工人农民心贴心交流，实实在在地了解民情，倾听民声。

　　调研中，习近平特别重视群众工作，真心倾听基层同志的意见。他经常和身边的干部讲，不要小看座谈会，对村干部和村民来说，可不是小事，一定要让他们在会上都有发言的机会。“如果参加了座谈会却没发言，回去后，大家问了，省委书记来开会你讲了什么？他怎么说呢？所以我们宁愿自己休息时间少一点，也要多听他们讲，向他们请教基层情况。越是基层来的，越是要让他们讲。”因此，习近平在基层调研时开的座谈会，往往是中午开到12时多，晚上开到7时多。会上，习近平总是要让基层群众个个发言，而且频繁地和他们互动交流。

　　2006年元旦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习近平来到海盐县通元镇雪水港村召开座谈会，调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会上，他看到基层干部很紧张，就对一位村支书诙谐地说：“当村支书你在村里是‘一把手’，家里是几把手啊？”看到省委书记这样和蔼，气氛顿时放松，话题由此打开，基层真情民意也自然而然地尽在掌握之中。

　　下乡调研点多，习近平看得又仔细，经常误了吃饭时间，这时，地方上的同志往往提出来，最后一个地方不要去了。习近平都会拒绝，还告诫大家：这样是不行的。人家听说省委书记要去，老百姓翘首以盼，我们说不去就不去，老百姓不是要骂娘吗？于是，大家都饿着肚子继续跑。这种为工作没日没夜、寝不安席、食不知味的状态，对习近平来说是常事，下乡调研常常都是利用晚上时间赶路。他还在车上和大家开玩笑说：“我们都是‘游击队’，趁着夜色急行军。”

　　作为沿海地区，浙江台风多发。习近平不但未雨绸缪地抓好防汛防台机制建设，还亲自到台风一线指挥、督察防台和灾后重建工作。难忘2005年7月下旬，台风袭击浙江，习近平亲自带队赶赴重灾区温州慰问受灾群众，在风雨中艰难跋涉，衣服裤子都淋湿了。在苍南观美镇，晚上7时多，习近平还一户户看望灾民，检查避灾点，亲自到食堂查看灾民吃得怎样。因为后续行程去平阳，路上还要一个小时，陪同的温州市负责人建议，先回市里吃饭，明天上午再去平阳，习近平严肃地说：怎么只想到自己回去吃饭，灾民有没有吃，有没有安顿好，我们不去看一下能放心吗？习近平坚持赶到平阳，慰问了许多灾民和种粮大户，接着又到瑞安查看电网抢修现场，回到市区已经过了晚上10时。习近平和大家一起匆匆吃了点自助餐，就召开抗台救灾情况汇报会，开完会已过半夜12时，第二天一早，又赶回杭州召开省委全委会。

　　习近平亲自倡导的领导下访接待群众制度更让浙江干部深受教育。不要等老百姓自己“找上来”，党员干部要主动先“跑下去”。有一年，习近平带队去江山考察，路经江郎山下，大老远看到一名妇女坐在路边。他走过时，这名妇女突然站起来，当场拿出一纸告状信。当地领导很紧张。习近平从容地接过一看，是反映土地征用问题的。他交代地方领导要好好了解，尽可能依法依规给予解决。他还当场指出，既要发展，又要维护好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我们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老百姓生活得更好”。2005年6月，习近平到武义县后陈村调研，一下车就有位老人上访，当场递送材料。习近平接下材料，亲切地对老人说：“这个我带回去看，一定会给你答复，现在先忙工作，你看这样行不行？”老人很感动，当场要下跪。习近平赶紧扶起老人说：“千万别，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老人离开后，地方上的干部很紧张，害怕挨批评。习近平说：“不要紧张，这些情况，其他地方也有的，我当县委书记时也碰到过，没关系。有上访，要实事求是了解，能解决的，就要解决；即使不能解决的，也要向老百姓解释清楚。如果该解决的不解决，这就有‘关系’了。”

　　这样以真心换真情的故事，还有很多。

　　为亲身感受嘉兴市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带来的变化，2004年3月23日，习近平坐上嘉兴的城乡公交车，“微服私访”。当天的驾驶员沈水根如今回忆起那段往事，依然十分激动。他回忆道，习近平这位“特殊的乘客”从101路公交车始发站嘉兴市火车站上车，至凤桥三星村公交站下车，并现场考察了101路三星村站点公交线路牌。当乘客反映余新镇与乍嘉苏高速公路接口处人来车往，希望安装交通红绿灯时，习近平当即要求有关部门采取措施方便群众。

　　习近平有一个重要观点，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他强调，干部要跟着群众跳火坑。“我们的政策再好，如果不被群众理解，也难以贯彻执行。如果群众不听，你就先跟着群众走；群众跳火坑，你也跟着跳下去。群众觉悟了，从火坑里爬出来，最终还是要跟你走。群众跳，你不跳，干群关系就疏远了。你一起跳，感情上拉近了，工作就好做了。”

　　不但“身入”，更重要的是“心入”。习近平对基层干部群众深沉的爱，在他的深邃思考里，在他的举手投足间，也在一个个让百姓真真切切得实惠的“红头文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