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自从1998年《无偿献血法》颁布以来，我国各地普遍推行无偿献血，禁止卖血行为。然而，现实中依然存在有组织的卖血行为，而且形式更为隐蔽，组织更加严密。
　　
　　前不久，本报接到一位李女士的举报，5月17日晚上，临安市锦城镇平山村男子陆小祥组织人去上海献血，按规定采血单位给每人600元的补偿，而陆小祥要从中抽走250元，同时他还给有的卖血者制作假身份证。
　　
　　记者对此事进行调查后发现，陆小祥充当血头的历史已有4年，组织卖血人次超过200，令人震惊。日前，血头陆小祥已被警方抓捕归案。
    
　　李女士：抽血400毫升得350元    
    
　　在临安汽车西站旁的一家小旅馆，记者见到了举报人李女士。她其实不姓李，并一再请求我们不要透露她的真实姓名。自从锦城派出所到村里来调查此事，陆小祥听到风声逃走了。此后她就不断接到陆的家人打来的威胁电话。
    
　　李女士告诉记者，她和陆小祥认识多年了。陆小祥是富阳人，十多年前当“上门女婿”来到临安，老婆林守珍是个残疾人。2001年7月，陆找到李女士，说上海有些单位献血指标完不成，想找些人顶替，每个人还有400块补贴的，最好再帮他找三四十人一起去。“我只找到了10个。陆小祥把我们的身份证都收走，说办暂住证用。8月1日晚上12点，我们一共38个人坐陆小祥包的两辆公交车出发，第二天早上8点到的上海奉贤。”到奉贤后，他们每个人抽了400毫升血后，陆小祥给了每个人350元，毛巾厂还发给她4条毛巾。
    
　　2002年，李女士听人说，后来跟陆小祥去卖血的人中，有人直接从买血单位拿到过1200元，被陆知道后收了回去。她找陆质问是怎么回事，陆先是呵斥了她一顿，接着大倒苦水，说他每个人头上只拿到600，给了你们350到400元，剩下的还要付车费、办暂住证，他几乎每回都亏本。
    
　　后来，李女士又跟陆小祥去过两次上海。半年后的一次，在一家正规医院，她们的假身份证被电脑验出来，结果同去的那一批人都被拒绝抽血。“那天回来后，我在电视上看到了河南艾滋病的报道，吓得我再也不敢去了，可陆小祥仍然带人去卖血，差不多一个月两趟，直到他逃掉为止。”
    
　　沈水英：上海卖血12次    
    
　　临安藻溪镇郜家村的沈水英卖血经历长达20年。她的家是山坡上的一间黄土房，家徒四壁，有三个孩子要养。她说，卖血实在是因为没钱过日子。
    
　　从1984年开始，沈水英开始在各地卖血，杭州、宁波、湖州、吴江、苏州等地的血站都去过。临安血站去得最多，2000年，就是在那里她认识了陆小祥。陆小祥问她上海卖血去不去，抽400毫升给400块钱。当时其他地方卖400毫升只有250元左右，正等钱用的沈水英马上就同意了。陆要走了她的身份证和电话号码。沈水英说，她一共跟陆小祥去上海卖过12次血，其中有6次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卖成。最后的一次就是今年5月17日，因为长年卖血在肘窝上留下了明显的疤痕，医生拒绝抽她的血，之后陆就出事跑了，她也就没再卖过血。
    
　　沈水英说，只要上海来电话，陆小祥就开始找人，有时候一个月两次以上。人多时要用两辆大巴拉，少时也有20多人。据她估计，几年来被陆带到上海卖血的肯定在200人次以上。    
　　
　　陆妻：人都是我打电话叫的   
    
　　在临安锦城镇平山村，记者见到了陆小祥的老婆林守珍。林守珍从小患小儿麻痹症，两腿完全瘫痪，靠一条板凳支撑着才能勉强行走。不待记者提问，她就对记者说：“人都是我带去的，跟我老公没有关系。”
    
　　林守珍说，早年家里穷的时候在上海卖过血，后来实行义务献血，上海那边又打电话来叫她去，一些想卖血的就求她一起带他们去。她说，上海的血头只给她550块钱，给了卖血者350，扣除车费和办暂住证的钱，几乎是亏的。
    
　　国家法律规定，两次义务献血间隔不得少于半年，陆氏夫妇假造身份证帮人短时间多次卖血，甚至一个月两次。
    
　　临安警方：情况基本属实    
    
　　陆小祥事发后，临安警方和卫生部门对此事进行了调查。锦城派出所副所长胡均平告诉记者，目前此案已经立案，陆小祥、林秀珍和嘉善血头涉嫌非法组织卖血罪，涉案人员涉及临安8个乡镇，他们已经走访了十多个卖血者，掌握了30多人的名单，陆小祥目前也已抓捕归案。
    
　　临安卫生局副局长杨建林说，他们接到杭州市长热线转来的消息后，立即开始调查，初步确定确实存在陆小祥违法组织卖血的行为。因其行为已经触犯刑律，他们便将案件移交给了公安部门。杨建林说，他们最担心的是这批人因为卖血感染疾病。
    
　　另外，记者从临安卫生局还了解到，1995年，临安有140人到江苏镇江采血浆，结果回来后肝功能化验大部分都不正常。此事导致镇江血站被查封，临安血站封闭3个月。后来，有人死于丙型肝炎。
    
　　大都市上海为何成“血头”衍生地？    
    
　　自从1998年国家禁止有偿卖血以来，各个医院血库里的血都来自公民无偿献血，而无偿献血的途径主要是各单位计划献血和公民自愿无偿献血。前者由于单位有硬性指标，并且献血者可以拿到高额补贴，虽然名义上无偿，事实上也是有偿的。目前，在上海，公民自愿无偿献血不到血库存血的30%，如果取消计划献血，那么各个医院的血库将会很快告急。
    
　　目前，奉贤区采取的是计划献血，每年下发给各单位献血名额，但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单位还是难完成计划献血任务。
    
　　奉贤血站的杨仁昌书记告诉记者，奉贤区的企事业单位给献血者的补贴最高的是每200毫升1000多元，外加半个月休假。一些单位难以完成这个计划名额，于是，就有血头和这些单位进行联系，组织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民，以单位员工的身份去献血，单位再付给血头钱。
    
　　奉贤血站的盛李站长对记者说，计划献血是主要血源，但实属无奈之举，尽管卫生部门一直想减少甚至取消计划献血的，但从现在的实际情况来看，还很难。
    
　　血站表示，堂而皇之的卖血现象在1998年以后基本上已经没了，但这种变相卖血的危害还是非常大的，对于7月6日大规模卖血的现象，他们会配合有关部门进行追查，不过她认为，要从根本上杜绝卖血，除了有关单位要加强这方面的管理外，最主要的是减少计划献血的量，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无偿献血的氛围。当无偿献血真正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的时候，各种形式的卖血也就没有存在的土壤了。
    
    ■事件回放
    7月6日，上海卖血受阻记
    
    7月6日，是上海市奉贤区血站按计划采血的日子，这天是奉贤电信局和悦华大酒店的共40多名员工来献血。
    
　　早上8点多，采血工作正式开始。然而，让血站工作人员感到吃惊的是，出现在血站门口的40多名献血者，都是一身民工打扮，操着同一种的方言。他们在门口喧哗着、拥挤着。这可和他们以前认识、接触的这两个单位的员工大不相同啊！
    
　　看到这样的局面，站长盛李找来了两个单位的领队进行核实，但两个领队都一口咬定这些献血的人就是他们单位的，为了让她相信，他们都还不忘加上一句“他们全都是新招进来的。”悦华大酒店的领队还不断催促着说：“大家都要工作，你们快点吧！”
    
　　凭借多年的经验，她肯定这些人是卖血的，她一边对领队说：“我们怀疑这些人不是你们单位的，今天不能采血，叫你们领导来。”一边播打了“110”。
    
　　几分钟后，“110”警车赶来，一听到警车的声音，这40多人一下子就散了，转眼都不见了人影。
    
　　7月19日下午，记者来到了奉贤区血站，血站附近一些居民告诉记者，每当这里要采血时，他们经常看到一些民工打扮的人来这儿献血，7月6日那天，只是特别多特别集中而已。
    
　　在最近三个月的采血记录中，记者发现，献血者中的60%以上是上海本地的，少数来自其他地方。但如果不是有组织的大规模卖血，个别的人卖血也很难判断，现在外来的人口很多，仅奉贤就有十多万，很难一一查实。
    
　　7月19日上午，记者来到7月6日献血单位之一的悦华大酒店，找到了负责献血工作的谢书记。当记者问起那天献血的事情时，谢书记是这样回答的。
    
　　“去献血的都是我们单位的优秀青年，这回献血，大家都表现得很踊跃，只是由于名额有限，很多想去献血的员工还没得去，只能等下次机会了。”谢书记煞有其事的从抽屉里掏出一张献血名单，上面有22个员工的姓名和身份证号。当记者问起他们是否有花钱请人献血的事时，他愣了几秒钟，紧接着不断摇头说：“没有的事。”但当问起单位每个献血者可以拿到多少补贴时，谢书记又显得有些生气：“这是我们单位的事，和你们无关。”
    
　　下楼后，记者又私下里找了几位酒店的员工。一位叫刘峻的员工对记者说：“每年献血的时候，报名的人都很少，虽然补贴不低，但你也不想想，献血对身体的危害多大啊！这钱还是没必要挣的。”酒店的大多数员工都把这种计划献血看作是挣钱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