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更好地展现温籍学人的风采，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一场思维盛宴，前不久闭幕的第二届世温会首次举办“温州学人活动日”，邀请海内外的温籍专家学者，分别在我市各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单位举行60余场讲座。

　　 今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系统回顾总结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研究了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若干决定，如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对“三农”改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特地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王春光，从温州人的视角来解读十七届三中全会“三农”改革问题。

　　 嘉宾简介：

　　 王春光，1964年3月出生于永嘉县下寮乡一农民家庭。1985年毕业于原杭州大学(后并入浙江大学)哲学系，获学士学位；198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获硕士学位；1994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获博士学位。

　　 现为中国社会学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情调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07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其主要研究成果有专著《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等，论文《巴黎的温州人——一种独特的融入模式》、《中国乡村自治的社会和文化基础》等。

　　 社会学研究从研究温州人开始

　　 讲座开始之前，王春光首次透露了自己走上学术研究生涯的经历。

　　 王春光笑言，自己小时候的生活理想是进城当个工人，混口饭吃，然后讨个城里老婆，没想到后来会走上学术研究这条路。初中毕业那年，因为家里穷，父母决定让他跟随亲戚外出弹棉花。当时汽车票都买好了，第二天就要出发，没想到当天晚上接到了高中录取通知书。当晚，家里开了个家庭会议，父母最终决定支持儿子上学，从此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我的社会学研究其实是从研究温州人开始的。”王春光说，因为温州孕育了许多丰富的社会学素材，他的博士论文就取材于当年的北京“浙江村”，为此他在以温州人为主体的“浙江村”里生活了一年多时间。后来，他又去法国巴黎，花3个月时间研究当地温州人，发表了论文《温州人在巴黎和北京的行为方式——社会网络研究》。

　　 近年来，王春光一直关注家乡，努力反哺家乡，尤其是今年，他参与编撰了一部“温州蓝皮书”——《2008年温州经济社会分析和预测》。据悉，这是全国首部地市级城市“蓝皮书”。谈起出书的初衷，他说，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洗礼，温州很有必要对现状予以反思，对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做一个总体研究，此外还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把温州学人的力量整合起来。

　　 金融危机影响到捡垃圾者

　　 从2002年开始，王春光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农民负担和农村社会分层研究》，从此把研究的重点投向“三农”问题。今年10月，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作为多年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王春光对自己和同行的一些研究成果，被吸纳入这个影响农村今后改革发展的行动纲领而备感欣慰。

　　 在解读《决定》之前，王春光首先简要分析了国内外经济形势。

　　 不久前的一个星期天，王春光带孩子去上奥数辅导班，路上碰到了一名正在捡垃圾的河南农民。他随口问道：“最近怎么样啊？”这位农民说：“很不好。”他追问了一句：“为什么不好？”农民回答：“国际金融危机啊！”

　　 发生在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居然会给一个中国底层的拾荒者带来影响。这位农民说，去年废铁废钢卖得很好，易拉罐一毛钱一个，现在一分钱一个也没人要。王春光感慨地说，这种经济发展形势对每个人来讲确实是一种挑战。

　　 王春光分析说，相比之下，发生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没有对我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这说明如今的全球化速度非常之快，全球化水平非常之大。同时这也提醒我们反思：我们的经济发展是不是面临着一个缺陷？我们是不是太依赖国外？有哪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以及如何来调整这些问题？

　　 就当前的国际政治而言，王春光认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要求很矛盾。当我们要办奥运会的时候，人家说你没资格；当全球遭遇金融危机时，人家又说你是大国，要负起责任，要出手帮助美国。但事实上，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城乡差距非常大，经济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这些实际上都与“三农”问题有关。

　　 农民应有自己的产业组织

　　 中国13亿人口当中，农民占9亿。可以说，中国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稳定发展，全国就很难安定繁荣。那么，当前农村有哪些困难呢？《决定》中提到三点，即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增收困难。

　　 王春光说，关于这方面的解释很多，比如国家对农村支持力度不够，财政投入比重小等等。他认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产业结构性的问题，说白了，就是城里人决定农村人，城乡存在着十大制度性差别，尤其是城乡土地政策差别，这也是《决定》在起草时争论最激烈的一个焦点。

　　 “很难想象，在国内有些地方，农民1亩地在城市化过程中只得到3万元钱，村集体还要截留其中一部分，因为土地是村集体所有。”王春光说，为什么国有土地可以直接进入一级市场，集体土地必须要先国有化，然后再进入市场？这种制度设置是相当不合理的，明显带有歧视。“城乡一体化建设用地”是《决定》中的新提法，允许农民依法通过多种形式参与开发经营，并保障农民合法权益。但是实际操作起来相当复杂。

　　 王春光认为，现在国家允许土地经营权流转，可以发展家庭农场、农业规模化经营、农业合作社，可实际上农民在组织化当中水平非常低。

　　 “农民应该有自己的产业组织。”王春光说，近年来我市农村开展的专业合作社搞得不错，他建议有关部门要注重培育农业组织，逐步提高农产品价格水平，避免出现谷贱伤农、果贱伤农等现象。

　　 城里人也好，政府官员也好，应该给农民更多的发展机会，达到真正的共同富裕。王春光说，这个愿望很良好，但道路很长，因为涉及到很多利益博弈的问题。

　　 希望家乡创造温州“三农”模式

　　 闻名天下的“温州模式”发端于温州的农村，但改革开放30年来，温州农村的发展与城市发展仍存在较大的距离。对此，王春光认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思考，给政策决策者提供了一个很好机会，当前应当要及时调整原先的发展目标和发展策略，温州要用足、用活十七届三中全会政策，比如在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土地流转等方面进行探索，用政策引导城市资本向农村流动，这里头的发展空间很大。

　　 王春光说，几十年来，虽说是“工农联盟”，但在计划时代，工人地位很高，农民地位很低。现在呢，工人和农民的地位都下降得很快，在全国十大阶层中，工人排行第八，农民是第九。所以必须要推进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慢慢提高农民的地位。具体来讲，应该鼓励一些大学生到农村从事农业活动、政府出台相关的农业创业优惠政策、实现城乡人员的双向流动等，使温州的城乡差别越来越小。

　　 “改革开放30年，我们创造了世人瞩目的温州模式。如今在这个时代新的转折点上，希望家乡能在三农问题上再创一个新的温州模式。”王春光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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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叶锡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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