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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脉贯注 方见精神
2020年12月24日 06:25:54 来源: 浙江在线 记者 沈听雨 陈醉 见习记者 李娇俨 通讯员 彭先国 李海江

  姚剧《王阳明》演出照

  浙江在线12月24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沈听雨 陈醉 见习记者 李娇俨 通讯员 彭先国 李海江)学者们汇聚在一地,共同研究学问而形成一个学派,自古不乏。

  浙东学派,发轫于两汉、形成于北宋、兴盛于南宋、转型于明清、延续至近现代而繁荣至今,它以“浙东”区域命名又超越区域,内含多种学术思想,在中国的学术版图中独树一帜,影响深远。

  叶适、陈亮、吕祖谦、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章太炎、马一浮……历史上,浙东学派有籍可考者近千人之多,其中在学术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不下百人。

  虽有盛衰起伏,但其精神却一脉贯注,不绝如缕,绵延至今。

  群星璀璨的近世地域学术流派中,为何浙东学派的思想与活力仍能在当下大放光彩?浙江省儒学学会会长吴光教授研究浙东学派多年,我们随他一起溯源探究,感受浙东学派充盈的精神世界。

  博采兼容 与时俱进

  沿台阶拾级而上,位于余姚城区龙泉山南山腰的中天阁内摆放着几张木桌、几十把木椅,曾经,王阳明就在这里对门而坐,面对慕名而来的听讲者侃侃而谈。

  “王阳明先后两次在这里讲学,第二次更是倾注了很多精力,每月(农历)的初一、初八、十五、廿三是他亲自授课的日子,当时许多读书人慕名而来,听课人数最多时有300多人。”站在中天阁外,余姚市社科联秘书长谢建龙告诉我们,那时候大部分书院所开课程多是儒家经典以适应科举考试需要,而王阳明却提出希望在日常生活中,师生以朋友相待,这样的互动式教学方式可谓当时的一股清流。

  据史料记载,嘉靖六年,王阳明奉命出任两广总督兼巡抚,率领大军出征广西思恩、田州以平定土司暴乱。虽然他不再继续担任讲学工作,但中天阁的读书氛围却被激活,周围学子时常在此聚会、讨论,形成了著名的“龙山之会”。

  令人赞叹的是,这样的学术氛围延续至今。近年来,余姚开办“阳明讲堂”,举行“阳明文化周活动”,全面学习阳明思想,弘扬阳明精神,让姚江一灯炳然千古。

  有意思的是,谢建龙本人就是一位颇具知名度的讲者。刚到龙泉山中天阁,我们就遇到了他的粉丝。作为一位余姚本土的文化学者,他更多的名气来自在电台里长年累月地讲历史,讲地方典故,讲文脉的流转。

  如今,我们站在中天阁外,从当下蕴含的文化活力中回溯历史,才更明白为什么浙东学派的学脉虽复杂多变,却历久弥新、灿烂辉煌。

  自吴光口中,浙东学派的演变脉络缓缓铺就——

  南宋时期,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主要代表的永嘉事功之学坚持“崇义以养利”。以陈亮代表的永康事功之学则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而吕祖谦、祖俭兄弟为代表的金华婺学讲求实用,由浙东明州(今宁波)以“四明四先生”杨简、袁燮、舒璘、沈焕为代表的陆子心学派,则以孔子“心之精神是谓圣”为学术宗旨。

  “从这四大派别的主张中,我们已经能看出浙东学派多元包容发展的格局。”吴光表示,浙东学派的意义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各个时代的学者都有不同的阐释。

  明代浙东学派的最大特色,则是形成了以王阳明为首的姚江学派(即阳明心学派)和以刘宗周为首的蕺山学派。至清代,则形成了以黄宗羲为首而绵延至清末的浙东经史学派(也称梨洲学派),以“经世应务”和“必以力行为工夫”为学术宗旨。

  浙东学派是多个学术派别兼容并存的学术群体。在其内部,既有宗奉程朱的理学派,也有宗奉陆王的心学派,还有独立于理学、心学之外的事功学派。然而,这个学术群体内部的各家各派,在相互关系上并不是绝对排他的,而是具有兼容并蓄、和齐同光的风格,并体现了一种“道并行而不悖”的共同文化精神,即浙江人文精神。

  吴光表示,关于“浙东学派”的思想内涵,应作狭义与广义的区分。狭义的“浙东学派”概念,或仅指发端于北宋、形成于南宋永嘉、永康、金华地区的浙东事功之学;或单指绍兴、宁波地区以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为核心的浙东经史之学。而他更认同广义的“浙东学派”概念,即“大浙学”的概念,指的是渊源于古越、孕育于汉唐、繁荣兴盛于宋元明清而绵延于现当代的浙江学术传统与人文精神传统。

  “经历千百年的学术磨合后,涵盖两浙儒学的‘大浙东学派’逐渐形成了‘浙学’各派共同具有的文化特质,即以‘明道计功、正义谋利、经世致用、知行合一、多元包容’为特色的浙江人文精神。”吴光说,这些精神与浙江发展的历史轨迹一路相伴,始终引领着浙江人民不断自我创新、自觉反思,推动着浙江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躬身实践 知行合一

  王阳明,是浙东学派发展史上绕不开的一位大家。

  走进余姚王阳明故居主楼瑞云楼大厅,入眼便是清代名士王士祯称赞他的一句话:“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民间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中国历史上能做到这“三不朽”的只有两个半人,其中一位便是王阳明。

  他精通儒、释、道三家学说,上马能战、下马能文,平定了湖南、江西等地的寇乱、宁王朱宸濠的宗室叛乱及广西少数民族的土司暴乱,也在大江南北聚徒讲学,并创立了遍布全国的姚江学派,是历史上的全能大儒。

  而他一生最重要的成就则是创立了以“良知”为德性本体,以“致良知”为修养方法,以“知行合一”为实践手段的“阳明心学”。从而在明代浙东学术中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良知心学”之路,此后遍及大江南北,并影响到了东亚以至西方。

  什么是“良知”?王阳明认为,良知即天理,是心之本体,是万物一体之仁。吴光表示,用今天的话来说,良知就是核心价值,是道德自觉和文化自信,它不仅包括智慧,更重要的是涵括了所有美好的道德人文素质。

  据记载,明武宗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王阳明被谪贬到贵州龙场当驿丞。在这里,他以“格物致知”为思考出发点,解开了“知”与“行”纠缠不清的死结,提出了“知行合一”学说。吴光表示,“龙场悟道”让王阳明在“格物”与“致知”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使他最终走上了一条通往“致良知”的新心学道路。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知”与“行”的关系?这一直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史料记载,王阳明弟子徐爱就曾以孝悌为例辩论“知行合一”之训:徐爱认为很多人知道子女应该孝顺父母,哥哥应该友爱弟弟,但却做不到,这就证明了“知”和“行”是两件事。对此,王阳明指出这样只能证明此人已被私欲蒙蔽,不是真“知”和实“行”,如此,便要先去私欲。余姚市姚江文化研究会会长诸焕灿用太阳和乌云为喻进行了解释:“良知就好像天上的太阳,是本来就存在的,而人的私欲是乌云,所谓知行合一,就是克制、战胜自己的私欲,让先天美好的本性充分发挥出来,这样就能拨开云雾见到光明。”

  如今,站在王阳明故居中《王阳明师徒对话——天泉证道》场景前,墙上投影着“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话,往来人群在此驻足时,想必对这一思想都会有各自不同的感触。

  但不可否认的是,几百年来,阳明心学犹如一盏不曾熄灭的“心灯”。据不完全统计,从明代嘉靖年间至清代,全国各地先后建阳明书院75处、阳明祠420处,刊行阳明文集几十种。近代以来,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皆受阳明学影响,为中国社会变革寻找精神家园。时至今日,“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思想已融入我们的主流价值观,并助力当代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

  阳明学强大的生命力和实践意义不仅影响了中国,更扩散到了世界。17世纪初,《传习录》传入日本后,由中江藤树开创的日本阳明学始终传承有序,学脉昌盛。至今,日本出版的阳明学研究专著已多达百余种,国际阳明学大师冈田武彦曾感慨:“阳明学对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皆影响深远。”此外,据宁波学者蔡亮等人考证,在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国也都设有阳明学研究机构,并有学者从事阳明学研究,研究成果迭出。

  吴光表示:“阳明心学并不是僵死的学问,而是鲜活的、多元包容的文化力。当前,我们更应该在实践中发扬阳明良知心学的真精神,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心力。”

  古为今用 经世应务

  寻访浙东学派的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三面青山环抱的余姚化安山剡湖岙,这里是黄宗羲墓穴所在地。转过一个小山包,白墙黑瓦的龙虎草堂复建在此处,这里也是黄宗羲后半生著书立说之处。

  章学诚的《浙东学术》记载,梨洲氏“上承王(阳明)、刘(蕺山),下开二万(斯大、斯同)”,创建了宁波、绍兴地区起于清初、迄于清末的“清代浙东经史学派”。这个学派的学术领袖就是黄宗羲。可以说,他是明清浙东学派承上启下的人物。

  走进龙虎草堂,如今这里已成为介绍黄宗羲生平及其著述的展厅。厅内展陈板上写道:“黄宗羲研究涉及史、哲、文、数、天文、地理、律历、诗赋等领域,尤其在史学上的成就最大,为‘浙东史学’之鼻祖。”

  吴光指出,明经通史、兼治文学、历算,是清代浙东经史学派最显著的学术特征。在经世应务思想引导下,浙东学者对史学理论及近世史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黄宗羲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史案》,记载了宋元明三代学术发展,成为编修学术史的典范,《孟子师说》《易学象数论》《授书随笔》则是黄氏经学代表作。此外,黄宗炎、万斯大是该学派的经学名家,万斯同、邵廷采、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是其史学代表,李邺嗣、郑梁、郑性是其文学代表,黄百家、陈訏、黄炳垕则是其历算学代表,皆有名作传世。

  “这一系列著作以及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能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真相。”吴光表示,更重要的是,黄宗羲明确把“经世应务”作为治史的指导思想,即吸取历史经验为治理实践服务,这一治学宗旨,仍值得当今学者继承并发扬。

  通过对历代政治制度的研究、反思,对国家兴亡的经验与教训的总结,黄宗羲还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新民本思想。在其著作《明夷待访录》中,他第一次喊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君为民害”论,并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君客”论以及“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 而在万民之忧乐”的“万民忧乐”论,还提出了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的法治主张。

  吴光认为,这些思想主张不仅在清末至近代的民主革命运动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同时,个性解放、注重实际等浙江人文精神的重要表征,也从这里开始萌芽、成长。

  优秀的文化可以穿越时空,照耀古今。浙东学派在发展中囊括着浙江独特的历史记忆、文化记忆和社会记忆,并逐渐延伸出了具有浙江特色的思想话语和精神气质。当下,浙东学派蕴含的精神内涵仍赓续相传,生生不息。

标签: 责任编辑: 车轶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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