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声丨GDP排行榜看城市竞争

　　这个月初，2022年度全国城市GDP排行榜出炉。这是中国最新一期的中国城市经济发展英雄榜。

　　“北方还是只有1个十强城市“，“重庆反超广州、武汉反超杭州”……每年GDP排行等榜单发布，不同的人群总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兴奋点。普通人看榜，容易产生代入感，因为每个城市就好比一支球队，看看自己家乡的城市排名如何，排名靠前的拍手叫好，排名靠后的怒其不争。专家看榜，则更多从宏观角度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

　　那么在2022年这份沉甸甸的全国各城市GDP榜单中，我们能读出些什么？

　　一

　　2022年度中国各大城市GDP榜单前十强中，北方城市依然只有北京。

　　“泽平宏观”创始人、经济学家任泽平，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整理分析：2010-2021年北方经济占全国总量从42.8%降至35.2%，南北经济总量差距从14.4个百分点增至29.6个百分点，南北人均GDP差距从0.97扩大为1.25。

　　1978年，全国各大城市GDP20强中，北方城市11个，南方城市9个；10强中，北方6个，南方4个。44年后的2022年，10强中，北方城市是北京1个，20强中，北方城市有5个。

　　谈论北方经济，有一座直辖市不可回避，那就是“北方第二重镇”，“天子之津”，天津。

　　1978年改革开放大幕拉开，全国城市GDP排行榜上天津高居第三，前两名分别为上海和北京。一直到2017年，天津还名列全国第六。短短五六年时间，天津却滑出了十名开外。天津经济，到底发生了什么？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天津当前正处在一个结构转换期，天津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工业城市，石油、化工、钢铁、汽车制造在GDP中的占比较高，很多是上游基础性产业，在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这类产业本身也很难有很大的增幅。”

　　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产业经济研究所副教授刘维林告诉“潮声”记者，在京津冀环境污染联防联控的背景下，天津推进绿色转型的力度很大，7家钢铁企业整体退出了3家，保留的4家也大幅压缩产能，产能整体削减了大约1/3，约有2万多家的散乱污企业被关停，天津港5000万吨的公路汽运煤直接叫停，这些都会直接对经济总量造成一定的影响。

　　同上海一样，作为港口租界城市，天津的金融业曾经也很发达，然而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城市的发展也同样如此，我们必须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天津的发展。“京津冀协同给天津的定位是一基地三区，也就是全国先进制造业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而没有采用早年北方经济中心的定位表述，中央已经给天津指明了方向。”

　　善弈者，谋势。腾笼换鸟、机器换人，天津的转型，其实就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转型意味着改革，改革意味着阵痛，阵痛意味着GDP的暂时下滑，传统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向创新、绿色、效率、质量为主的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型，暂时蹲下，是为了跳得更高。

　　这几年以来，天津先进制造研发领域还是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智能科技、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新的产业链加快成长，汽车、航空航天、石油化工等传统优势产业也得到优化升级。在北方航运核心区方面，天津在智慧港口、绿色港口，在金融创新区和天津自贸区等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绩。

　　在新发展格局中，天津的优势和空间都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东部沿海三大经济区域、东北亚三大都市圈中的超级大城市，天津坐拥现代化大港，是东北亚六国都市走廊的海陆联运枢纽、是向西向南对接“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拥有面向东北亚对内守护京畿、辐射东北绝然天成的地理优势条件，有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重大战略进入实质见效期难得的京津双城一体化的发展机遇，有几乎覆盖制造业全门类、正在朝向“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快速转型的大制造基础，天津无疑是新发展格局中的“潜力股”，也必将成为未来新一轮发展格局中的吸聚国内外优质投资的要地。长跑不在一开始争速度，规范、格局和耐力才是关键。

　　二

　　“投资不过山海关”是带有地域歧视和偏见的，然而东三省的经济一度失速是不争的事实。

　　1978年，中国城市GDP排行榜前20强中，“东北六虎”沈阳、大连、哈尔滨、鞍山、大庆、长春分列5、7、9、13、14、19名。44年后，20强中再无“东北虎”，排名最靠前的大连为第29位。相关数据显示，1978年整个东北地区占全国GDP的比重为13.98%，而这一数据在2022年是4.81%。到底发生了什么？

　　制度是根本，结构是关键。“最根本就是两点原因，一是产业结构转型落后，二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构缓慢，特别是市场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副院长李凯告诉“潮声”记者，首当其冲的是产业结构转型带来的发展阵痛。众所周知，基于历史原因，东北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变传统的资源消耗性发展模式，为科技引领性的新发展模式，是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的，GDP下滑就是直接结果。

　　天气寒冷，大雁南飞。如同大雁一般，有的东北人南迁，就是想去相对温暖的南方谋求发展。2010年至2020年，整个东北“走”了1099万人，甚至有人开玩笑把海南称作“东四省”。为什么这些年，他们要出外打拼？

　　营商环境不理想、计划经济的理念较深或许是重要原因，而这背后更多的是理念和思维方式问题。“个别政府官员把东北振兴，简简单单看成了产业振兴问题，认为招商引资，拉企业、做产值，通过行政手段、布置任务的方式就能振兴，恰恰忽视了市场机制的作用，民营经济的作用。”李凯表示。

　　过分地倚重国有企业，使得不少个体工商户、民营企业家、优秀毕业生的首创精神没能得到充分发挥，人就难留住了。人才不足导致科技创新不够、经济活力不佳。

　　李凯副院长告诉“潮声”记者，最近几年其实整个东北的营商环境在明显好转，政府不断在招商引资，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认知也在逐渐发生转变。当然“后发优势”的培育、发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人才外流、内需不足、产业体系结构落后，仍然是东三省振兴之路上的三座大山。  

　　“东北地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具备很好的基础条件，全面振兴不是把已经衰败的产业和企业硬扶起来，而是要有效整合资源，主动调整经济结构，形成新的均衡发展的产业结构。”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8月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所指出的。梳理盘点2023年东三省各“两会”报告，刺激消费、提振内需、优化产业结构，实现高质量发展无疑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政策组合拳词汇。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如同德国鲁尔、美国匹兹堡等欧美国家老工业区一样，重工业基地的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时间的沉淀和洗礼。那么东北还能重振“共和国长子”当年的雄风吗？路径和方法又是如何？以下“三大法宝”或许是致胜关键。

　　法宝一，就是要进一步改变人们的思维观念，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效能。要从根子上、骨子里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政府要简政放权，鼓励民营企业进入精细化工、民用化工等重化工业领域，调动民营经济的能动性。要用体制机制的变革去撬动营商环境的变化。

　　法宝二，就是要实施中心城市战略。“以鹤岗为例，人们只看到人口流向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殊不知鹤岗的年轻人也大量流入了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等省内大城市，客观上促进了城镇化进程”。李凯副院长认为，应当顺势而为，利用人口自然流动的趋势，链接打通“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东北F4中心城市战略资源要道，形成城市群、城市带，以点带面，共同发展。

　　法宝三，自然是要秉持新发展理念，优化产业结构。要变传统能源产业为高科技产业，大力发展绿色数字等新兴产业，同时要在解决农民城市化户籍身份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城市化进程，充分发挥东北的自然地理优势，发展现代大规模农业。

　　三

　　北方一些城市目前的经济现状，是有历史原因的，除了眼下的实际情况外，我们必须拉长时间维度，以历史的纵深视野，客观、辨证看待和分析。

　　“建设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建国初期，面对一穷二白的烂摊子，工业化是加强国家整体实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广袤的地理环境、相对完善的工业基础和家底，距离苏联相对较近等因素，都决定了北方城市、特别是东三省成为重工业基地的不二选择。成为国家发展的承重梁、顶梁柱后，北方各城市当仁不让地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民富才能国强。1978年改革开放、特别是1992年南巡讲话后，南方的市场化脚步越来越快、市场化水平相对更高。

　　数据显示，2007年到2012年之间，南北省份GDP在全国GDP总量中占比的差距，一直维持在0.5%以内。从2013年开始，出现了南强北弱、南快北慢的新趋势，到2016年南方已经超过北方2个百分点。

　　近年来，从大干快上扩大生产，到供给侧改革去过剩产能；从做大投资带动项目，到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中国的发展逻辑变了。

　　“并不是说不改变南北差距，而是改变什么差距，怎么改变。而我认为需要改变的是收入差距。”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发展与管理系副教授李学文认为，北方城市要想实现经济发展的逆袭，除了学习南方城市的发展模式和经验外，也不能照搬全抄，要实现差异化发展。

　　发达不发达并不是要所有地区都发展一样的产业，比如说高科技产业才代表发达，而是一个地方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回报。农业同样可以成为发达产业。以美国为例，高科技产业也就集中在少数几个地区，加州硅谷和东北部费城——纽约——波士顿就占了大部分份额，但中部地区也农业为主的地区，其真实收入水平（名义收入用物价指数平价）并不比加州这些高科技地方低多少。

　　“我们区域经济的问题是，多种制度（财政、户籍、土地等）综合作用下，很多地方都努力想把产品生产和人口留在本辖区内，产品尽量外部化，消费尽量内部化。但这是徒劳的，容易造成地方产业的同质化，低水平竞争，辖区经济、“诸侯”经济。同时，发达地区不愿完全接纳所谓低端新移民，欠发达地区人才又不愿意去。”李学文告诉“潮声”记者，改变收入差距最好的办法是允许人口自由流动，要让地方为留住人而竞争，提供好相应的公共服务而竞争，而不是为GDP竞争，为政绩而竞争。

　　四

　　2022年中国各城市GDP排行榜前十名中，除了落单的北方城市北京，人们关注的还有重庆与广州间的“博弈”，杭州与武汉间的“较量”。重庆反超广州，两个城市GDP分列全国第四、第五位；武汉凭借4%GDP增速反超杭州，两个城市GDP分列全国第八和第九位。

　　有的人说，重庆的面积是广州的10倍，人口是广州的近两倍，重庆与广州之争，原本就几乎拿一个省在和一个市在比。不仅如此，去年以外贸经济为主的广州，遭到疫情冲击，出口受损严重，位次下降，也是情理之中。

　　有的人说，九省通衢、长江中心的武汉原本就要比中国硅谷的杭州要厉害，2022年的GDP榜单只是武汉走出疫情阴霾的正常表现，经历互联网平台反垄断的杭州再次从“微笑曲线”底部反弹，需要时间来沉淀。

　　在今后的中国，榜单中城市、地区的起起落落会是常态，我们更应当抱着一颗平常心对待。我们与其带着“地域偏见”，探讨“南北差异”，争论“城市排名”，不如把格局放大、把眼光放远，一盘棋地看待中国经济。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不只是少数人富裕，而是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皆大欢喜。”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8月在辽宁锦州市考察调研时强调的。与其沉溺、内耗在反思“为何前十没有北方城市”的逻辑漩涡里，不如思考如何更好的让暂时领先的南方城市，发挥“先发优势”，带动北方地区共同发展、实现共同富裕，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终极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