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生死的重逢 十多年来浙江持续为烈士寻亲

4月4日，社会各界代表在浙江革命烈士纪念碑前肃立，举行清明祭英烈主题升旗仪式。 潮新闻记者 董旭明 摄

　　又是一年清明。

　　退役军人事务部近日发布的一则消息引发了全国关注：在各部门和社会各界通力协作下，近3年来，已为6300多位烈士找寻到亲属。

　　每一个为国捐躯的英魂都应被铭记。然而，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我国已有约2000万名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明确安葬地的仅55.9万。这意味着，有不少烈士后代，仍在苦苦追寻亲人的安葬地。

　　“战争年代条件有限，多数烈士牺牲后只能就地掩埋。”浙江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优抚褒扬纪念处处长徐斌说，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工作中他们发现，因年代久远、信息不全等原因，一些烈士墓始终没有亲属前来祭扫，“帮烈士寻亲，既是对亲属的慰藉，也是对烈士最好的缅怀与尊崇。”

　　为烈士寻亲，让烈士不再孤独!这场跨越时空的特别行动，浙江已持续开展了十多年。

烈士亲属来到解放一江山岛烈士陵园祭扫。 拍友 水水 摄

　　“见”上一面有多难

　　清明前夕，台州市椒江区枫山北麓，解放一江山岛烈士陵园迎来一场久违的“重逢”。

　　“68年了，爷爷，我们终于找到您了！”从江苏宜兴出发，辗转3小时车程，58岁的王小马终于来到王庆春烈士墓前。俯身仔细擦去墓碑上飘落的灰尘，看着父亲去世前念叨过无数遍的名字，王小马忍不住跪地恸哭起来。

　　“爷爷离开家参加革命时，父亲才6岁，找到他是父亲的遗愿。”王小马说，半个多世纪以来父亲从未放弃寻找，直到3年前抱憾离世。王小马从小就听父亲说，爷爷年轻时参加革命牺牲了。但因年代久远、烈士相关证明丢失，爷爷是在什么战役中牺牲、葬在何处，家人都不得而知。

　　多年前，他曾和父亲多次到宜兴当地相关部门查询，希望能找到爷爷的安葬地，由于当时信息不发达，仅能查到简要的烈士档案，最终一无所获。

　　2021年4月，浙江日报联合浙江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发起“不忘英雄·为烈士寻亲”公益活动，为20名一江山岛烈士寻找家人，其中就有江苏籍烈士王庆春。烈士信息发布后，经宜兴和椒江两地退役军人事务局积极对接，王小马被找到了。

　　祭扫结束后，陵园管理中心主任李林青带王小马参观了纪念馆，他第一次深入了解了爷爷的英勇事迹：1951年5月，25岁的王庆春参加革命，28岁入党。他是20军60师178团1营3连的一名战士，1955年在一江山岛战役中牺牲，年仅29岁。

　　一江山岛战役，是我军历史上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李林青说，这场战役中有454名战士英勇牺牲，他们多数长眠在解放一江山岛烈士陵园。十几年来，陵园一直在为烈士寻亲。“每次有新的烈属前来祭扫，我都会在烈士名录册上做标记。”至今陵园已帮助百余名烈士找到了亲人。

　　“重逢”，是烈士寻亲最圆满的结局。但要“见”上一面有多难？有时，追寻烈士的脚步甚至要跨越国界。

　　据统计，我国现已确认的抗美援朝烈士共197653名。他们中，大多数都长眠在朝鲜。烈士寻亲志愿者孙嘉怿告诉记者，疫情前每逢清明，国内都有志愿者前往朝鲜，为长眠他乡的志愿军烈士扫墓。“在陵园祭扫的同时，他们会拍摄一些烈士墓的照片、视频。”孙嘉怿说，这些资料会被整理成一张张烈士名单，是志愿军烈士后代寻亲的重要线索。

　　2018年清明期间，董耀强等13位浙江籍志愿军烈士后代远赴朝鲜祭扫时，孙嘉怿一路同行。

　　董耀强的父亲董志，原是杭州机务段的一名火车司机，1951年3月赴朝后，成为志愿军铁道兵，任援朝机车第六大队司机。同年5月7日，在敌军飞机狂轰滥炸中，董志驾驶着满载物资的火车穿行在火光浓烟中，年轻的生命永远长眠他乡。

　　父亲离开家时，董耀强刚出生7天。谁也没想到，再次“重逢”竟是在朝鲜。那次，董耀强特地带上了故乡涌金门的土、西湖的水，洒在了父亲沉睡的地方。

　　近几年，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加快了为烈士寻亲的步伐。

　　2021年4月，退役军人事务部开通“烈士寻亲政府公共服务平台”。烈属可以通过平台提出寻亲申请，后台受理后，可随时查询工作进展。平台上还会公布长期无人祭扫烈士墓，向全社会征集线索。

　　一些互联网平台也加入了为烈士寻亲的队伍，利用大数据分析，将寻亲信息精准推送给烈士户籍所在地的用户。

　　前不久，温州革命烈士纪念馆史料科科长陈淑娴收到了好消息。“我们与今日头条合作发布的烈士寻亲名单，已陆续帮23位长眠在洞头革命烈士陵园的山东籍英烈找到了家属。”陈淑娴说，目前馆里正在与烈士亲属联系，询问其祭扫意愿。

　　相信，新的“重逢”很快就会到来。

柯伟力（中）发掘烈士遗骸。 受访者供图

　　我追的是最闪亮的“星星”

　　在各地为烈士寻亲的故事中，志愿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

　　“志愿者和我们是双向奔赴。”陈淑娴发现，十多年的寻亲之旅中，相关部门和志愿者发挥各自所长，配合也越来越默契。比如烈士后代中很多农村老人不会用智能手机，相关部门通过网络发布官方寻亲信息后，志愿者们常在夜晚走村入户，打通烈士寻亲的“最后一公里”。

　　孙嘉怿把像她这样为烈士寻亲的志愿者，称作追“星”的人。

　　“不过，我追的‘星’不是电视上的帅哥美女。”孙嘉怿生活在军人世家，从小对军人有着深厚感情。她说，自己追的是天上最闪亮的“星星”，是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

　　这个热情开朗的85后宁波姑娘，微博名叫“猫小喵滴兔子”，被烈士亲属亲昵地唤作“小猫”。她是微博“我为烈士来寻亲”话题的发起人，这一话题自2017年创建以来，阅读量已超过7700万，为全国1287名烈士找到家人。

　　她曾经是出入城市高楼大厦的白领，几年前，为了专心做公益，辞去工作去了宁波市海曙区志愿者协会，目前担任协会副秘书长。与其他爱分享生活的同龄人不同，孙嘉怿的微信朋友圈内容几乎都与烈士寻亲相关。

　　“如果家属给的烈士信息完整，最快两分钟就能找到安葬地点。”孙嘉怿说，“我为烈士来寻亲”项目已吸引全国各地400多名志愿者加入，在他们的帮助下一共整理出4万多条烈士信息，详细到出生年月、家庭住址、部队番号、牺牲时间、安葬地点等。为了搜集更多烈士信息，他们的追寻足迹已遍布国内25个省份和地区，还曾远赴朝鲜、韩国、越南、老挝等国家。

　　追“星”人中，有一类是专家型志愿者，他们以过硬的专业知识不断突破烈士寻亲难点。如孙嘉怿团队中，就不乏军事、地理、历史等方面专家。“有时候家属提供的烈士信息很少，只有牺牲时间和部队番号，有时还会出现烈士姓名有同音同形字等情况。”孙嘉怿说，遇到这类棘手难题，专家们能利用专业知识抽丝剥茧，尽可能缩小牺牲地范围。

　　在各类为烈士寻亲案例中，帮助无名烈士确认身份，无疑是最难的一类。今年43岁的法医柯伟力，曾通过DNA比对技术，为77年前牺牲的无名烈士找到家人。

　　柯伟力是台州市公安局路桥分局刑事科学技术室副主任，寻亲，对他而言是一项熟悉的工作。2021年，他领衔成立“团圆”工作室，累计已帮助294名寻亲人（家庭）找到亲人。柯伟力踏上为烈士寻亲之路，源于去年的一封求助函。

　　这封函是南京市高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寄来的，随函附带一位无名烈士的遗骸样本。这位烈士是一名新四军战士，1945年牺牲在高淳的一个村庄。能否通过DNA技术帮助烈士找回身份？柯伟力被寄予厚望。

　　柯伟力将遗骸样本送至台州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后，成功检出DNA数据。经公安DNA数据库比对，确定烈士籍贯地为山东枣庄刘氏家族。为了找到烈士亲属确认身份，他前往枣庄开启了寻亲之旅。在村里走访、翻族谱、求助档案馆，发现线索后他又辗转前往南京，历时两个多月终于找回了烈士姓名——刘金山，同时也找到了烈士亲属。

　　实际上，对于公安刑事工作而言，为无名烈士寻亲算不上份内事。但深入参与其中的柯伟力，愈发感受到了它的意义和紧迫性。

　　“我们是在和时间赛跑。”柯伟力说，烈士们牺牲了半个多世纪，在世的近亲年纪比较大，有些烈士甚至没有留下后代。如果不跑在时间前面，还原、追溯历史就会变得越来越难。

　　柯伟力希望，未来能有更多专业力量加入，为更多无名烈士碑上还原出一个个温暖的姓名。

孙嘉怿带着烈士画像进校园，为学生们讲述红色故事。 受访者供图

　　再难再辛苦也要继续

　　找到烈士亲属，并不意味着寻亲划上了句号。

　　青山处处埋忠骨。革命年代，许多牺牲的烈士都长眠在他乡。近年来，烈士亲属到异地祭扫烈士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报销火车票与食宿费、景区减免门票等优惠政策……近几年，跨省祭扫的烈士亲属发现，政府部门的异地祭扫服务越来越贴心。

　　为做好烈士亲属异地祭扫相关工作，2020年退役军人事务部等5部门曾联合出台意见。潘国双烈士长眠于舟山，2021年9月，他的儿子潘军通过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开具了一封“烈士亲属异地祭扫介绍信”。凭借这封信的回执，潘军一家祭扫回程后就可以申请异地差旅费定额补助。

　　这是他自行从安徽前往舟山祭扫多年后，拿到的首张政府部门开具的介绍信。那一次祭扫，让潘军和家人印象深刻。

　　从安徽马鞍山出发，他们一路换乘高铁、大巴、轮渡，终于来到父亲的长眠地舟山普陀山。当天上午，潘军在客运中心下车时，舟山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工作人员已等在出口。“他们不仅全程陪同祭扫，还贴心地准备了专车接送和祭扫鲜花，为我们开通‘绿色通道’。”潘军说。

　　徐斌透露，考虑到省内跨市、市内跨县的烈士亲属祭扫需求，近期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正在会同省公安厅、省财政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文化和旅游厅制定《浙江省烈士亲属异地祭扫组织服务工作实施办法》。不久的将来，省内烈士亲属异地祭扫也可按要求享受交通、食宿补助。

　　除了陪同祭扫、代祭扫等常规需求，孙嘉怿在为烈士寻亲的过程中发现，很多烈士亲属心中还藏着不少愿望。

　　比如，有的烈士留下的家书、烈士证明书等遗物破损严重，家属希望能修复保护；有的烈士没有留下遗照，后代们都很想看看他的模样。

　　为了尽力弥补烈士亲属心中的遗憾，孙嘉怿与省内高校联系，联合宁波财经学院“甬城文保”团队发起“我为烈士修遗物”活动，对接浙江传媒学院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发起“为烈士画像”倡议。这些衍生出的公益项目，在温暖烈士亲属的同时，也带动了省内一批00后大学生深入了解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悟当下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幸福。

　　近段时间，孙嘉怿正在与某高校联系，希望能促成合作，建成一个集成式的烈士信息数据库，将他们团队搜寻到的4万多名烈士信息录入其中。

　　“目前中华英烈网和各地的烈士陵园官网，都可以通过搜索烈士姓名公开查询烈士档案，但这些档案中烈士信息较少，一般仅有姓名、籍贯、牺牲时间等几大类。”孙嘉怿说，志愿团队搜寻后的信息内容更为丰富，希望民间的数据库将来能作为政府部门工作的辅助参考，也能供烈士家属自主免费查询。

　　近年来，随着全社会对烈士纪念设施保护意识加强，全国各地陆续有散葬烈士墓迁入烈士陵园。柯伟力希望相关部门能借着迁葬机会，提取无名烈士遗骸进行DNA检验。同时，建议相关部门为尚未找到烈士安葬地的烈士亲属采血建库。

　　“未来，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这些或许能成为寻亲成功的关键证据。”柯伟力说，也许5年，也许10年，不一定有结果，但至少留下了希望的种子。

　　为烈士寻亲再难、再辛苦，与烈士的奉献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这场特殊的“接力”，将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