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声丨顾锡东和《五女拜寿》的意义，可能被低估了

　　一个不留神，被浙江戏剧界称为“顾伯伯”的我国著名剧作家顾锡东已经100岁了——

　　4月29日至5月3日，在顾锡东的家乡古镇西塘，一系列热热闹闹的纪念活动即将展开。

　　文化交流、雕像揭幕、主题晚会、系列演出，所有的活动，都在致敬他在剧坛上的灿烂。

　　出生于1924年的顾锡东，辞世于2003年。在他长达五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创作上演剧目246部，电影剧本5部，理论文章200余篇，作品荣获无数国家级奖项。代表作有家喻户晓的经典剧目《五女拜寿》《汉宫怨》《陆游与唐琬》《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龙虎斗》等及现代戏《五姑娘》《银凤花开》《山花烂漫》、电影《蚕花姑娘》等无数优秀作品。

　　越剧《五女拜寿》，至今仍活跃于各大剧团的常演剧目单。40年来常演不衰，即便是在年轻人扎堆的豆瓣网上，这部40岁的越剧，也有9.1分的高分。

　　关于顾锡东剧作的研究，散佚于各类文章。甚至，让记者觉得，当代人是不是低估了他的价值。

　　顾锡东百年诞辰，我们将那些讲述拾了起来。

　　工作中的顾锡东，顾维铁提供

　　时代意义

　　戏剧评论家沈祖安曾说，纵观顾锡东的编剧生涯中，最有影响，最负盛誉，对越剧艺术整体贡献最大，也最重要的作品，莫过于《五女拜寿》。

　　他为什么会这么说？

　　“夜幕降临后，剧院门口等购票的达数百人。剧终，演员一次次地谢幕，观众一次次地鼓掌。大幕闭上了，五六百名观众还聚集在台前，久久不愿离去。上海观众争看戏剧的盛况，为历年来所少见。”

　　这是1984年3月4日浙江日报上的记录。此前一天，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在上海人民大舞台首场演出《五女拜寿》大获成功。

　　翻看过去的报刊，我们发现，《五女拜寿》每到一处，遇见的总是这样的火爆场面：在香港，它造成一时轰动；在越剧故乡嵊州，它受到观众交口称赞；从湖州、嘉兴、嘉善、平湖演到苏州、杭州，几乎场场爆满，常常是谢幕六、七次。《五女拜寿》还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成越剧电影戏曲片，放映后，“老观众看得过瘾，感动得热泪盈眶；新观众也连声夸好。”

　　在时光的激流里，我们打捞到一个不寻常的词“大型家庭伦理剧”，这是《五女拜寿》除越剧以外的另一个标签。

　　导演、越剧史学研究者钟冶平，在他的工作室里，向我们讲述了顾锡东《五女拜寿》的诞生背景。

　　顾锡东祖籍安徽，生于嘉善县西塘镇，父亲是清末秀才。受父亲的影响，他从小就是个文学少年，从连环画、评弹、古体诗到私人藏书楼的著作，他都广有兴趣。后来，在父亲和舅舅胡省斋的影响下走上了戏剧创作道路。

　　顾锡东所藏《五女拜寿》剧本，顾维铁提供

　　1978年春天，改革开放激流涌动。顾锡东担任了嘉兴地区文化局副局长后，把自己曾经积累的创作素材梳理了出来。

　　在“文革”那个特殊年代，顾锡东曾下放到安吉农村劳动。他听说县里一个副县长生有四个女儿，父亲被批斗，四个女儿贴大字报揭发，要与父亲划清界线。他听了很气愤，怎么能这样，连中国人最起码的孝道都没有了。

　　这个真实事件，让顾锡东深深触动，有感于那个时代下人性的扭曲，他很快创作出现代戏《闹寿堂》。而后，又进一步新编为七场家庭伦理悲喜剧《五女拜寿》，故事背景变成了明朝嘉靖年间，一代忠臣杨继康和他的五个女儿粉墨登场——

　　户部侍郎杨继康大寿，五个女儿女婿前来祝寿。杨夫人嫌贫爱富，将生活清贫的养女三春及女婿邹应龙赶出府去。后来，杨继康因得罪权臣严嵩被革职，投靠其他女儿皆遭拒绝，只有三春收留了他们。后邹应龙中状元，扳倒了严嵩，为杨家洗清冤屈。

　　仿佛是寻常的家长里短、人间冷暖。但它出现在“文革”结束后不久，从苦难与困顿中走出来的社会，需要心灵的抚慰和思想的反思。经历过那个动荡岁月的人，产生了极强的心理共鸣。他们在剧中看见曾经的荒谬，共鸣于呼唤纯良和至善。

　　顾锡东的老照片，顾维铁提供

　　有人由此想到中国话剧史上的名篇《于无声处》，这出反思“文革”之作，如一声惊雷，在经历十年浩劫，百废待兴、思想禁锢的时刻，引发全社会的讨论，在艺术界、思想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顾锡东的《五女拜寿》又何尝不是。

　　“《五女拜寿》的轰动，是那个时代的文艺现象。我们只要细心一想，顾伯伯后来的《汉宫怨》《陆游和唐琬》，无不是和时代渴望国家复兴，渴望个性解放的潮流合上拍。”著名编剧程蔚东说，回想自己的创作，顾伯伯留下的财富，让他受用无穷。

　　一天写一场

　　《五女拜寿》是怎么来的？

　　穿过杭州老城区，记者来到顾锡东到杭州工作后的住所，他的小儿子顾维铁依然住在这里。

　　在记者面前，他打开父亲留下的资料，朴素的纸板箱里是一张张老照片、手稿和剧本、报纸剪报……光《五女拜寿》的剧本、分镜头本、海报、连环画等，就有十余种不同的版本。

　　顾维铁说，上世纪80年代初，父亲来到杭州工作。由于工作太忙，他“起早摸黑”，挤出早晨5点到7点的时间写作。“他写作的时候完全是心无旁骛的。”

　　在顾锡东极其工整的隶书手稿中，我们发现了一篇名为“探索一下戏剧创作怎样更好地适应时代观众的需要”的原稿，这是顾锡东1983年9月在四省戏剧创作座谈会上发言，当时是《五女拜寿》完稿一年多后。一反往日的严谨书写，他在这篇手稿上肆意涂写，仿佛思绪奔涌，难以静止。

　　顾锡东的手稿，顾维铁提供

　　顾锡东讨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戏曲创演，是应该追求收入还是质量。这个问题，当时让很多戏曲人困扰。

　　顾锡东举了一个例子，绍剧排演《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龙虎斗》，有的演员本来不大出名，却因剧而获得了观众。他说，做编剧要和演员关系密切，而和观众的关系应更密切。顾锡东说，我们排戏，就是为观众。观众拍手，我们就高兴。

　　他创作《五女拜寿》意义深远，但在剧情编织、唱词组织上，并不高深难懂，而是非常对观众的胃。按今天的话来说，充满了“情绪价值”。

　　顾锡东的手稿，顾维铁提供

　　当时工作繁忙的顾锡东，几乎是一天写一场地完成了《五女拜寿》七场戏的创作任务。这出戏最早是为嘉兴地区越剧团青年队写的。著名作家黄亚洲是顾锡东从桐乡挖掘的青年编剧，向顾锡东拜过师，他在回忆散文《我的恩师顾伯伯》中这样写道：

　　1982年的初春，顾伯伯去杭州开会，我跟在身边，住在当时条件比较简陋的杭州武林门省文化局招待所二楼一个摆放着四张木床的小房间。到杭州之前，顾伯伯已经写了《五女拜寿》的前两场，因为要赴省城开会只好停笔。急得当时的嘉兴地区越剧团团长查康国大冷天满头冒汗，专门跑来杭州求顾伯伯赶快写，说前两场的剧本已刻了钢板，唱词已谱好曲子，而且已经交给演员练唱了，第三场再不写就接不上了……顾伯伯当天就写完了第三场，而且稿子上的字端端正正写得都像电脑里的印刷体，没有一句甚至一个词汇、一个字的涂改，相当神奇。那次省文化局的工作会议开了一个多礼拜，在这期间顾伯伯虽有两三个晚上，因接待各色人等无法动笔，但其他几个晚上照样一天写一场地完成了整个《五女拜寿》七场戏的创作任务。

　　1983年1月13日的《新民晚报》评价这出戏“编得好”：“惩恶扬善、爱憎分明，使人在欢笑中受到了教益。”

　　这是中国人最普遍的价值观，也是这出戏长演不衰的重要原因。

　　《五女拜寿》因此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它的观众，早已远远超出越剧的范畴。

　　与新时期戏曲的任何一部剧相比，没有哪一部能如《五女拜寿》这样，被如此多的剧种移植，京剧、评剧、豫剧、锡剧、婺剧、秦腔、扬剧、曲剧、潮剧、粤剧、黄梅戏、琼剧、晋剧、庐剧、姚剧、淮剧、吕剧、闽剧、采茶戏、芗剧、高甲戏等；也没有哪一部剧能像它这样演出上万次之多，而且常演不衰；更没有哪一部剧知名度如此之高，成为中国当代戏曲经典，享誉海内外。

　　文化符号

　　时至今日，浙江小百花越剧团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每一位进入小百花团的年轻演员，都要从《五女拜寿》演起。

　　如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所言：“没有顾锡东，何来小百花。” 在小百花团，顾锡东和《五女拜寿》有着非凡的意义。

　　顾锡东创作《五女拜寿》时，越剧正经历“彻底砸烂”之后的浴火重生，面临人才青黄不接、亟待复兴的局面。

　　顾锡东和茅威涛，顾维铁提供

　　为此，顾锡东把《五女拜寿》当成了一部培养越剧事业接班人、复兴弘扬越剧流派的“教学剧目”。

　　在顾锡东的直接领导下，1981年，嘉兴地区越剧团艺术训练班正式成立。为了使年轻一代尽快成长起来，而不是只培养一两个尖子演员，顾锡东突破了以往一台戏只有一对主角的传统思维。在写《五女拜寿》剧本时，他说:“孩子的头口奶一定要吃好。培养青年演员应该把基本训练和艺术实践结合起来。”

　　有的演员善唱，他就为她多写些唱段，有的演员很会演戏，他就为她多设计些出性格的戏……《五女拜寿》写到一半，越剧团的人说，老顾，还有一个很好的小生没有戏演呢。顾伯伯说，没有问题，我再加上一个人物就解决了。

　　带队伍，他从不吝啬付出。著名剧作家胡小孩与顾锡东住得很近，交往密切，他曾经说：“我们浙江戏曲界有一个光荣传统，就是大家互相协助、互相帮忙，你的戏大家一起帮你搞，有什么好点子提供给你，特别是新创作的戏。这种好的创作风气，就是在顾锡东的倡导之下逐渐形成的。”当年，还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青年编剧的冯洁，拿着《寒情》的打印稿去找顾伯伯，他不仅从头到尾仔细阅读，还写下整整84页、20160字的阅后意见。

　　顾锡东收藏的剧照，顾维铁提供

　　1982年10月，以全省会演挑选出来的40位优秀“小百花”演员为班底，浙江组成了赴香港演出集训班，顾锡东的《五女拜寿》和《汉宫怨》被入选为赴香港演出的剧目。不出所料，浙江小百花赴港演出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她们正逢其时，当人们感慨越剧“青黄不接、后继无人”之际，突然看到如此年轻、整齐的演员阵容，戏里六生六旦同台的行当设置，打破传统，济济人才竞相绽放，生机盎然……

　　“于浙江戏剧而言，顾锡东先生是一个文化符号，是一段无论何时回首都令人骄傲的辉煌历史；于我个人而言，顾伯伯是我一生最为敬爱的前辈，是我艺术道路上永远的航灯。”中国剧协副主席、浙江省剧协主席、越剧表演艺术家茅威涛说，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有剧本，还有更多深刻的思想和影响后代创作者的艺术探索精神。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五女拜寿》带来的“解题思路”，或许藏着越剧的下一个蓬勃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