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业+养老”不应落下最需要的人

　　9月15日，本报《调查与思考》栏目刊发《物业跨界做养老——风口已至，难题待解》一文，探讨了老龄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物业+养老”能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如今，“下楼是物业，也是养老中心”的场景，正在浙江一些小区逐步上演。但须警惕一个倾向：服务资源完全跟着物业走，那些居住在老旧小区的老年人最需要养老服务，却处于“服务盲区”。

　　数据显示，全省1990年以前建成的城镇房屋多达20.85万幢，在一些老旧小区，“房老”和“人老”高度重合，很多小区无专业物管，更遑论养老照护了。这就揭示了一个现实问题：越是需要养老服务的地方，可能越是服务主体的空白区。

　　为何会出现这种错位？根源在于市场化逻辑与公共服务属性之间的张力。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一个老人得到妥善照护，减轻的是家庭负担，稳定的是社区秩序，受益的是整个社会，这就决定了它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定价、按利润分配。而物业公司是企业，免不了要算投入产出账：老旧小区住户分散、缴费意愿低，市场化物业自然不愿进入。一边是公益性要求普惠可及，一边是市场化要求有利可图，在此张力之下，部分条件好的小区“锦上添花”，而最需要照护的人却可能被落下。

　　破局的关键，在于政府应发挥“撬动”作用，用制度设计弥合鸿沟。探索“物业+养老”模式走进老旧小区，单纯要求物业让利不可持续，全部由政府兜底也不现实，切实可行的办法是由政府牵头，协同多元主体共担成本：街道统筹招标降低进场成本，财政按规补贴，小区公共收益适度反哺，超出部分由居民按需付费。比如，由80%以上老旧小区构成的杭州市拱墅区天水街道，就把7个社区“打包成片”，由一家物业企业提供标准化服务，并撬动多方力量达成合作：社区食堂推出老年人爱心餐，物业人员“接棒”配送到家等。无需哪个主体“独当一面”，而是每个主体各守一段渠、共浇一块田。

　　衡量“物业+养老”的公共价值，不能只看它在条件好的小区跑得顺不顺，更要看它有没有看见最需要的人，有没有把服务的触角伸向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