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亲非故，何以暖而有度

　　浙江在线10月13日讯（记者 万笑影 陈醉 通讯员 高嘉鸣 汪峰立 李展）他们衣食无忧，却难解内心孤独。

　　做了10多年社工，闫芳见过太多这样的场景：有的老人整日守在窗边发呆，心里惦记在外打拼的子女，嘴上却从不抱怨半句。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3亿，空巢独居老人规模突破1.3亿。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发布的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蓝皮书显示，近四分之一的老年人正被不同程度的孤独感困扰。

　　物质得到保障之后，情感慰藉、精神陪伴、人格尊严已成为当前老年群体更为迫切的现实期盼。在这样的现实缺口下，以“共享儿女”为代表的各种社会化养老陪伴服务悄然兴起。

　　上门探望、陪诊看病、聊天遛弯……以年轻人为主的“临时子女”，把陪伴送到独居、空巢老人身边，成为互助养老、居家养老模式下的一种全新探索。

　　这种跳出血缘关系的“代际互助”，承载着老年人对亲情陪伴的渴望，也寄托着社会破解养老难题的期待。但两道现实考题始终摆在眼前：来自非血缘的温情陪伴，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替代血脉亲情？当家庭赡养有心无力，社会该如何安放老年人的精神孤独？

　　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走访杭州、宁波、丽水等地，探访社会化养老陪伴服务在浙江各地的实践，试图厘清这一新模式的现实难题，寻找持续发展的可行路径。

　　三种陪伴模式，各有各的难处

　　余姚三七市镇幸福村，傍晚的烟火气漫过村居小院。

　　26岁的董晓晓拎着一袋蔬菜，轻轻推开一扇虚掩的门。77岁的徐丽芬拄着拐杖，慢慢地从里屋迎出来，脸上漾开笑意。

　　老人的儿子几年前因病离世，孙子在外创业，平时难得回家。董晓晓家离得不远，下班后常来看看老人，陪着说说话。

　　老人总放心不下自己的孙子。这天，她又开始为孙子的工作不稳定而忧心。一如往常，董晓晓耐心地宽慰开导，告诉老人把身体照顾好，就是对孙子最大的支持。

　　说着说着，老人心情明显舒朗了许多。临走前，董晓晓又反复叮嘱老人，有事随时打电话。

　　一有空就上门坐坐，几句家常、半晌陪伴，这是董晓晓与徐丽芬的日常，也是该村50多名“共享孙女”与150多位高龄、独居、残障老人的日常。

　　如今在余姚，这一暖心的志愿陪伴模式已在21个镇街推开，越来越多的青年志愿者参与进来，用细碎日常的陪伴，续写“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温暖故事。

　　在浙江，类似的社会化养老陪伴公益探索还有不少。

　　杭州市萧山区河上镇，租住在此的年轻人当起户主老人的“邻里儿女”，一声问候、一次重物搬运、一回应急搭手，让一纸租赁契约生出浓浓的邻里温情。

　　在宁波市海曙区，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组成“暖夕”志愿服务队，每周三下午准时走进新典社区，陪高龄独居老人读报、聊天、散步。

　　记者调研发现，社会化养老陪伴服务中，公益模式的项目数量最多、覆盖面最广，大多依托社会工作委员会、民政、妇联等部门和社区，由志愿者、社工等提供陪伴服务。

　　但这种模式十分依赖组织持续投入和志愿者一腔热忱，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有条件照搬复制。由此，不少地方开始探索半公益性模式作为补充。

　　宁波奉化迎恩社区，居民陆亚娣每天做饭时，总会顺手给邻居宋奶奶捎上一份饭菜，平常还每隔两小时上门看一看，洗衣打扫、散步陪护随叫随到，每天收取80元服务费用。

　　迎恩社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一开始是社区发起的邻里互助，大家自愿无偿帮忙。时间久了，很多老人心里过意不去，主动提出付一点酬劳。现在社区已结成34对帮扶对子，每日服务费80至100元。

　　丽水缙云在当地养老院推出的“跨代共居”模式，是另一种有意思的创新尝试：鼓励年轻人入住养老公寓，每月基准房租1000元，完成10小时陪伴任务减免租金200元，20小时减免500元，30小时房租全免。两年多来，已有实习护士、考研学生、法官助理等83名年轻人入住，累计减免租金约24.6万元。

　　多位受访者表示，这种半公益模式兼顾善意与适度经济激励，弱化纯市场的交易感，但落地条件要求相对较高。迎恩社区能做成，是因为其是回迁社区，居民原来就是一个村的，左邻右舍都是熟人。缙云能铺开，则是因为当地提前摸透年轻人租房需求，供需两端刚好对上。

　　再看纯市场化这条路，却面临“有需求、难成交”的尴尬处境。

　　打开一些社交平台，“共享儿女”“代看望老人”等服务帖并不鲜见，日常探望、陪诊看病、日用品代购等服务一应俱全，甚至还有“假扮女儿出面协调纠纷”这类特殊服务。但记者接触了近20位平台服务提供者，大部分人反馈“几乎没有订单”。

　　记者还走访10余家养老、家政企业，发现都没有推出专门的养老陪伴服务产品。

　　看着很美好，现实坎儿却不少

　　36岁的建德人橙橙，是平台上为数不多接到过订单的养老陪伴服务提供者。

　　她在小红书、闲鱼等平台承接杭州全域上门陪护服务，150元两小时，服务对象大多是子女远在海外或异地的七旬以上老人，服务内容包括上门量血压、核对服药情况、陪伴散步聊天等。

　　她的客户基本来自老客户介绍。上门时，她大多时候不能直接说自己是付费服务人员，要冒充老人子女的朋友，看望的礼品也全部由家属提前备好。

　　这两个细节，恰恰说明了市场化陪伴最大的堵点——信任。

　　公益项目有政府、社会组织背书，半公益有熟人关系、机构场景缓冲，而纯市场化服务，老人不知道眼前这个陌生人可不可信，子女不知道这个人会不会让父母受委屈，服务人员自己也担心万一遇上意外情况说不清责任。

　　信任建立不起来，市场自然无从谈起。

　　“单独把‘陪伴’拎出来做产品，市场空间其实并不大。”天鹅到家杭州分公司负责人李东阳说，情感类陪伴服务完全可以附在现有的家政服务上。老人需要陪聊，钟点工上门做饭、打扫的时候顺带就聊了；需要人陪着散步，钟点工干完活多留一会儿也就陪了。

　　浙江大学老龄和健康研究中心主任刘晓婷也持类似看法。她认为，陪伴服务带有明显的情感性和公共性，更多依靠的是熟人信任、组织动员和公益善意，而不是市场交易。

　　在她看来，适合市场化的服务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标准化，但陪伴服务很难标准化。陪伴的内容、时间和质量都很难衡量，计价本身就有困难，且很多陪伴依附护理、助餐等实体服务存在，单纯花钱买聊天的需求并没有想象中大。

　　采访中记者也发现，很多老人不愿意花钱买陪伴。这背后不只是节俭，更是一种心理上的坎——

　　就算内心孤独，老人也总爱说“我挺好的”“不用麻烦”，不愿把“孤独”二字宣之于口。在他们看来，花钱找人陪自己，仿佛等于承认儿女不在身边、自己无人照料。一旦带上金钱交易的印记，那份“有人惦记”的暖意，就打了折扣。

　　除了信任这一心结，还有一道实实在在的沟通关卡——方言。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暖夕”志愿服务队招新，专门设置方言测试。“饭吃过了吗”“今天身体怎么样”“天气冷了，多穿点”……师生之间用宁波话聊家常，再按听懂、会说的程度，匹配帮扶不同情况的老人。

　　“不少乡村老人只会方言，听不懂普通话。”宁波市委社会工作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副处长翟景伟认为，方言不只是说话工具，还承载了老人的表述习惯与情感记忆。同样一句宽慰，用方言说出来，传递的情绪价值是普通话替代不了的。

　　更深层的难题，来自伦理层面。

　　多位受访专家都表达了同一个观点：不宜简单用“共享儿女”来概括这类社会化养老陪伴服务。

　　他们认为，借用“儿女”这个家庭伦理称谓，很容易混淆亲情关系和服务关系，权责边界随之变得模糊。“儿女”，承载的是一整套家庭伦理——无条件的、不计成本的、终身的责任，而“共享”，指向的是有边界的、可计价的、可终止的服务。两者放到一起，本身就存在矛盾。一旦服务结束，已经产生情感依赖的老人很可能承受二次伤害。

　　伦理边界模糊，还会进一步放大法律风险。浙正律师事务所主任胡美玉认为，对比纯公益、纯市场，半公益模式的法律风险反而更为突出：公益有“善意免责”的社会共识兜底，纯市场有契约合同厘清权责；半公益介于二者之间，酬劳不多，却裹挟厚重人情，又没有完整契约约束，一旦发生意外纠纷，双方责任很难掰扯清楚。

　　善意要有规矩托底，方能走得长远

　　一时的暖心善举，如何发展为稳定靠谱的养老服务？

　　受访者普遍认为，温情归温情，责任归责任，不能混为一谈，应当在规范化、制度化、互惠化上持续破题，推动政府、社会组织、个人、市场等协同发力，让社会化养老陪伴服务在有边界、有规则、有支撑的环境里走得更稳、更远。

　　随着半公益模式陆续铺开，宁波奉化区委社会工作部梳理各镇街实践，并于近日推出了一份有参考性的邻里互助免责协议书。

　　协议核心就是划清“邻里互助”和“劳务雇佣”的界限：甲方提供帮助并收取小额报酬，不构成劳务、雇佣或专业服务关系。互助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日常照料照看生活基本自理的老人、代收快递、代买物品、突发情况下协助拨打急救电话、非专业的简易协助等。

　　协议还明确：甲方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不承担专业护理、医疗等法定责任；紧急救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4条：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参与起草的一位社区干部直言，一开始，大家觉得邻里之间签协议，显得生分。但后来发现，有了这一纸文书，反而卸下双方心理包袱：帮忙的人知道自己什么能做、什么不能碰；接受帮助的老人，也清楚什么诉求可提、什么诉求不可提。

　　善意不能只靠一腔热情，还要有制度铠甲做保护，这也是众多受访者的共识。浙江多地已经开始实践探索。

　　杭州市萧山区家政行业协会会长张灵娣介绍，为了让陪诊师清楚“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也让老百姓看得见保障、放得下心，他们牵头起草了《陪诊师培育机构管理规范》团体标准，从师资、课程、考核等源头环节统一了准入门槛，还推出了“三表签约制度”：调研评估表摸清老人健康底数、服务需求；申请表明确服务主体、厘清权责边界；签约确认书划定服务红线、规范服务行为。

　　缙云的跨代共居协议，也在实践中迭代更新。如增加不得留宿他人、不在宿舍内抽烟、22时前需回到宿舍等细则。同时，指派专人跟进了解结对情况，及时疏导化解矛盾。

　　制度之外，也要分清热心与专业的区别。

　　“陪伴这件事，做得到和做得好，完全是两码事。”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社会工作专业讲师闫芳认为，社工和普通志愿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专业方法：后者看到老人情绪不好，可能会安慰几句；前者则会先评估，情绪问题背后是身体不适、经济压力，还是家庭关系的困扰，然后制定介入方案，再跟踪效果。

　　但这不等于每一位参与陪伴的人，都要持证上岗。“不能把热心和专业简单地混在一起。不然的话，热心的人压力太大，专业的人也发挥不出优势。”闫芳认为，关键在于分清轻重：陪聊天、读报纸、散步这类轻量陪伴，可以依靠邻里之间、熟人之间的热心；陪诊、应急代办这类风险更高的事项，则要交给专业人员，建立转介通道。

　　说到底，社会化养老陪伴服务可以补位，但绝不能越位。

　　它是现代社会家庭养老功能的一种补充，但再好的非血缘陪伴，也替代不了血脉亲情。服务人员可以陪老人看病买菜、闲话家常，却始终比不上子女的一通电话、一个拥抱、一句“妈，我回来了”。

　　让每一位老人都能活得体面、有尊严，不再被孤独裹挟——这不是某一群人的任务，而是整个社会必须答好的时代命题。

　　善待今日的暮年，便是守护明日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