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夏天,据说是过去55年来最热。
那个夏天,两个男人——倪林(化名)和宋伟(化名),用4笔购销合同,套走了她价值1200余万元的服装货物。
穆茜随父从商20多年,一直自诩做生意“谨慎稳妥”,但至今也没能看破这起精细布局背后的破绽。
穆茜不是第一个受骗者,也绝非最后一个。
从2015年起,诸暨、杭州、义乌、象山等地,30多家企业因类似套路被骗,利用纺织业“赊账接单”的行业潜规,倪林和宋伟仅支付少部分货款,最终造成这些企业经济损失1.1亿元。
去年,倪宋两人被诸暨警方抓获。但仍有企业负责人要“继续找人”,要追讨迟迟未见的货款——因为,潜藏在倪林和宋伟背后的,是一个行骗超过20年的长三角“纺织杀手”张福铭。
日前,倪林、宋伟两人因涉嫌合同诈骗金额巨大,已移送起诉至绍兴市人民检察院。
丢小甜头 套大麻袋
7月20日下午2点,47岁的穆茜坐在工厂4楼的办公室,身着宽松连衣裙,眼神干练犀利。楼下厂房里,工人正忙着打包防护服和棉衣、夹克。
“你不知道,刚出事时那种焦虑,我两边的白头发‘唰’地一下蹿出来。”这4年来,穆茜几乎一门心思都扑在还债上,近来情况才有好转。
她当然记着一切的始作俑者——两个一唱一和,刚接触就感觉“道行很深”的生意人:倪林和宋伟。
介绍人是穆茜的妹夫。宋伟是妹夫客户企业的查货员,一来二去搭上了线。
倪林宣称,手里有几个客户的大订单。双方一共见过几次——不好打交道的宋伟唱白脸,提要求,抠细节,扯出海外大品牌的虎皮作大旗;扮红脸的倪林看着倒是热情,处处替人着想,连杀价都有些温柔。
刚开始,穆茜当然没被冲昏头脑。
她专程去杭州考察过。宋伟名片上的头衔,是浙江泰艾妮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倪林是常务副总经理。泰艾妮公司不小,在滨江租下整一层写字楼,各类供应商齐全,员工多数也是入行数年的老手。
2015年11月,双方敲定了一笔小订单。宋伟通过自己控制的另一家进出口公司——杭州嘉萌,向穆茜采购了价值45万元的7500件女士夹克,“合同约好的付款时间是交货后35天,结果,款子提前好几天就到了。”
这笔顺利交付发往韩国的订单,让穆茜的疑虑又消去了三分。
2016年1月底,穆茜又和浙江泰艾妮签了一笔小单。对方订购了12600件女装外套后,立马汇来了一半——40万元的订金。
两次大方的表现,让穆茜彻底放松。她立刻大批进料,开足马力生产。
梦寐以求的大订单很快到来。一个月后,双方连续签了两份合同,采购近30万件棉衣、外套,合同总价超过1200万元。倪林允诺,等前两笔尾款一结清,就用作这两单的订金。
签字前,穆茜特地查过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出具的资信额度,显示这家背后的海外客户信用不错。倪林同样予以保证,两笔订单对方已经参保。
2016年7月,穆茜陆续发出大部分货物,但迟迟没有看到尾款。倪林一会推说,海外客商出了点小岔子;一会又保证,“明天”会有款项到账。总价超过1400万元的货款,迄今仍未支付。
赢了官司 却输了钱
遭遇类似骗局的,还有嘉兴人杨诚(化名)。
2015年8月底,他和杭州嘉萌走了一笔小单子。之后的1月间,他分两次与泰艾妮公司签订了超过1500万元的购销合同,“第一批是20万条裤子。倪催得很急,让我帮忙争取在当季拿出。”
2016年年前,杨诚的一家客户退出。急着填补生产空窗期的他,经熟人担保,并在泰艾妮1亿元注册资金等因素的加持下,没有加收“定金”,就开动了2500张缝纫机车。其后,几次验货、查厂,泰艾妮公司的员工都显得相当专业。倪、宋两人还多次提前打好招呼,给了杨诚不少过检的建议,“他们非常热情和专业,甚至连车缝都能讲出不少道道,让你感觉是真心来做生意的。”
赶在3月约定期限前,杨诚顺利发出3个集装箱的针织裤子。接下来的故事如出一辙,对方不断拖欠逾200万元的货款。
2016年4月的一个傍晚,要不是杨诚的布料供应商打来电话,他还被蒙在鼓里,“杨总,事情很严重,你来一趟……”2小时后,在宾馆房间,杨诚看到了一张照片和几篇报道。
照片拍摄于一次饭局,有三位宾客——倪林、介绍倪林给杨诚认识的供应商以及一名外籍华人。后者叫张福铭,正是几篇报道的主角。
报道里,张福铭有另一个头衔,“纺织杀手”——上过他当的人,不在少数。
“我整个脑袋都是懵的。裤子全部发走,后面订的25万件摇粒绒外套,也已经做了5万件。”杨诚回忆说。接下来1个月,在先期投入逾700万元的资金压力下,暂停出货、联系律师收集证据、裁撤员工……杨诚用最快的速度断尾自救。尽管如此,他还是亏损近300万元。
事发之后,杨诚也联系过河南、深圳等地的受害厂商。他听说,有身家上亿的老板也是血本无归……杨诚咽不下这口气,他想通过法院,要回属于自己的那笔钱。
当年8月,案子在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一审开庭。杨诚要求泰艾妮赔偿损失。随后,泰艾妮反诉杨诚,称其不履行合同义务,未按期交货,构成违约。杨诚公司的账号随即被冻结。这一年里,双方6次对簿公堂。尽管杨诚最终胜诉,但泰艾妮公司账下没有资金,他依然没能拿到一分钱。
这样的结果,他其实早就想到了——有很多企业资金紧张,难以承受高额的诉讼费用及资金冻结风险,在冗长的诉讼期内,最终与对方庭外协商终止合同。杨诚还听说,有企业为了尽快结束,甚至在协商中私下赔付了动辄十数万元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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