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7月22日讯(钱江晚报记者 史春波)昨天，王调出院了。只有妻子来接他，做了整整一星期“新闻人物”，王调想低调些。

　　病房里，堆满了一周来社会各界送来的水果和鲜花。

　　离开时，他冲护士说了声“谢谢”。王调长得浓眉大眼，话不多，同事说他有些腼腆。

　　7月13日下午，作为苍南县海洋渔业局执法大队副大队长的他，在海上巡查时，遭到一艘非法渔船的暴力抗法。被几名渔民围殴后，他掉进了海里，死里逃生。

　　王调以前当过兵，胆子大，但这次，他真的有些害怕。“有人抱着我说，要死一起死。他们推了我一把，我就掉下(海)去了。”

　　那天和王调一起巡逻的同事刘日知，至今仍在治疗。“他被渔民飞来的石饼砸中胸部，内伤，喘气都疼。”王调说。出院后，他回家休息两天，又要出海，“人手太紧了。”

　　他到底是怎么落海的? “有人推了我一把，就掉下去了”

　　昨天，王调眼睛上的纱布已经拆了，眼角还有几道瘀痕。

　　7月13日下午4点半，王调带着总共16名执法人员在港口巡查，偶然发现那艘涉嫌违法捕捞的渔船。

　　“我们驾着快艇追上去，借着一个浪，我一个人跳了上去。”王调说，几乎每次上渔船检查，都是这样，要借着浪往上跳，“不可能几个人同时(跳)，一次只能一个人。而且就是一瞬间的事，浪过去了，就很难跳上去。”

　　以往，在渔船上检查时，渔民一般都会十分配合，但这一次，王调遇到了麻烦。

　　有四五个渔民朝我围过来，有个人大喊，“你不给我饭吃，我就要你的命。”

　　他们把我围起来打，我的救生衣很快就被撕破了。我把救生衣脱下来，拿在手上。这时候，有个年纪大一些的渔民拿了根绳子，要来绑我。他先是想绑我的脚，我用力挣脱了。

　　那个老渔民抱住我，想把我和他捆在一起。他说，“要死一起死。”

　　王调有些慌，感觉自己遇到了“亡命徒”。他试图安慰几名渔民的情绪，“我不停地对他们说，不要激动，不要激动。让我们的船靠过来，我自己跳回去。”

　　其实，他是想找机会让同事过来帮忙。

　　但是，这些话没有效果。

　　那几个人又围过来，我想阻止他们，于是(双方)就推来推去。不知道是谁推了我一下，我就掉到海里了。不管他们是不是恶意，是有人推了我才会掉海里的。

　　甲板离海面有一米多高，幸好王调水性不错，手上还死死抓着那件破了的救生衣。

　　更危险的一幕，发生在掉海后。“当时我掉在船尾，渔船在我身边掉了个头，想要加速逃跑。要不是我游得快，肯定被卷到船底去了。”

　　同事从快艇上扔下绳子，拉了两次，王调才爬上去。他身上多处受伤，眼睛已肿得睁不开。

　　“还好眼睛没瞎。”王调开玩笑说。

　　风雨同舟的队友 “眼睁睁看他挨打，我当场急哭了”

　　老谢是王调的同事，全名叫谢君卿，今年55岁。7月13日，他也在快艇上。

　　那天风浪太大，渔政船无法靠近，只好放了条执法快艇。王调最先上快艇，我、陈宣权、刘日知、洪永森跟着上的。还有人要跳下来，王调说，“够了，够了。”快艇上站不了这么多人。

　　老谢本来是个渔民，15岁就出海了。之前，他经营一条“三无”渔船。老谢曾是王调执法的对象，两人的关系一度充满火药味。

　　全省“一打三整治”开始后，老谢的三无船被王调“盯上”。王调性子直爽，他一次次上门做工作，最终，老谢把船交了出来，拆了。

　　前年，苍南海洋渔业局招聘临时执法人员。老谢报了名，和王调成了同事。老谢海上经验足，人勤快，执法队员很快就喜欢上了他。老谢和王调，也从“敌人”变成了兄弟。

　　我在海上一辈子，这么凶的渔民，还是第一次遇到。当时，我们眼睁睁看王队在渔船上挨打，却帮不上忙，心里急得不得了。说句不好意思的话，当时我一个55岁的人，急得都哭了。

　　老谢也受了点小伤。当时船上渔民不停地扔好几斤重的水泥石饼(这种石饼是渔民用来坠渔网用的)，再怎么躲，总会被砸中几下。有个石饼冲他的脸飞过来，擦过耳朵，砸中了身后的刘日知，“他的救生衣都砸破了，当时就喘不过气来，疼得厉害。”

　　驾驶快艇的陈宣权头上被砸出一个大包，另一名队员洪永森身上多处被砸中，还好伤势不重。在医院简单处理了一下，又回到了工作岗位。

　　“本来应该放假休息一下的，可人手太紧了。”王调有些内疚。

　　他们从事的到底是份怎样的工作 “执法总会充满风险”

　　王调的人生轨迹并不复杂。从部队退伍后，分到海洋渔业局，一直从事审批工作。两年前，通过竞争上岗，被任命为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分管海上执法。说起两个岗位的最大区别，他苦笑着说，审批是在帮人，现在执法却是在找茬。

　　他转岗的这两年，正是浙江全面修复振兴东海渔场关键的两年，严打非法渔船和保护幼鱼的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执法和渔民的关系，变得紧张，摩擦不断。

　　渔民文化层次普遍较低，执法时挨骂是常有的事。最近的这几个月，王调几乎没怎么休息过，一直漂在海上。苍南的海岸线长，巡查起来很吃力。

　　可王调没想到，执法也会遭遇生命危险。

　　王调的家境其实不错，妻子做生意，父亲曾是当地国企的老总，母亲是老师，父母都已退休。出事后王调和妻子一直瞒着二老，当时在外面旅游的他们还是网上看了新闻，才赶了回来。

　　王调反复强调，“只要是执法，就有风险。”他说，“家人肯定会担心我，但对我的工作还是支持的。”

　　执法大队里有名老队员，十几年前额头上被渔民砍了一刀，刀疤一直没消掉。

　　几年前，一群三无渔船主带着老人孩子冲进渔业局大楼，砸坏了不少办公设施。

　　暴力抗法的事，以前也发生过，但没有现在这样频繁。

　　“早些年抓到，罚点钱了事。这两年，抓到三无船，不仅要没收，还要拆掉。现在，违法捕捞触犯刑法的，还要刑拘。”王调说，在当前严格执法的形势下，执法者和渔民的摩擦肯定会加剧，“遇到极个别极端的，就要和你拼命。”

　　不过，也只有如此严厉地执法，“东海里消失的鱼，才会回来。”

　　现在，王调最苦恼的，不是危险，而是人手紧缺。“不仅要去海上，菜场、酒楼、高速公路都要派人检查。有时候实在忙不过来，渔业局门口警务室负责治安的几名协警，也被‘借’来派到船上。”

　　其实，手上没“家伙”，大家都觉得没安全感。

　　“我们的执法人员没有任何防身的器械。渔政船上倒是有水炮，但没用过，也不敢用。”王调说，“按照规定，水炮只能用来打违法渔船驾驶舱，但海上风浪大，万一打到人怎么办?”

　　此前，钱江晚报记者采访时，就有相关人士建议，为海上渔政执法人员配备一些伤害性低的器械，“这样才不至于空手挨打。”

　　不管怎样，他们肯定会坚守下去——为了子孙后代有鱼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