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日前发布的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5-2016)》显示,我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的比值达到45.8%,在全国9个经济发达省区市中位列第二,省区中位列第一。一方面是GDP含金量高,一方面是居民收入跑赢GDP,其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浙江密码”?
GDP从学理上说,由C+V+M组成,C代表固定资产折旧,V是劳动收入,M代表利润,体现为企业的投资收益与政府税费。
从中可见,劳动收入的增长并不一定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同步。轻资产的产业,主要是服务业与一部分高新技术制造业,在经济中占的比例越大,GDP中的C相对就越小,V+M就越大。而资金密集型企业,如重化工业等占的比重大,C往往就越大,V就会受到挤压。同理,在V+M中,政府征收的税费越少,V与M中的投资收益就会相对上升。
居民收入占比指标
反映经济增长效益
如果初次分配中,政府收入与企业收入增长更快,劳动报酬的增长相对就慢,居民收入增长就会慢于政府与企业收入的增长,很多人就难以充分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长期低于经济增速,造成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居民收入占比)不断下降,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居民收入占比在45%左右,1990年升至55%,但1992年后居民收入占比出现了持续下降,2012年已降至43%。而企业收入所占比例不断攀升,政府(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也从改革开放初期的30%以上降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10%左右,其后持续上升。2013年后,我国居民收入占比有所回升,但仍在50%以下,远低于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占比(60%以上)。这也表明了20世纪90年代初到2012年,我国社会总收入中,用于分配给居民家庭的比重下降,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矛盾日益突出。
正因如此,仅仅通过GDP指标虽然可以反映经济的增长,却难以真实反映居民收入的提高。为此,居民收入占比指标(居民收入/GDP或居民人均收入/人均GDP)被用来补充GDP指标的缺陷,甚至有经济学者将其称为黄金比。居民收入/GDP指标能反映出经济分配中居民收入的占比,体现我国经济发展“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的要求,使人们能真正关注经济增长的效益。
居民收入占比指标
契合五大发展理念
居民收入占比指标反映了创新发展的根本要求。创新发展就是要转变经济方式,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生产方式创新、商业业态创新、组织创新来促进经济发展,而不单纯依靠资源、劳动力与资金的大量投入,从而提高了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产品附加值,使GDP中的固定资产折旧(C)的占比下降,而V+M所占比重上升,使劳动收入有了上升的空间。
居民收入占比指标能体现协调发展的要求。协调发展注重发展的整体性与系统性,我国经济发展需要与社会、文化、政治、生态文明的发展相协调,推进城乡发展协调、区域发展的协调。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同步是协调发展的基础,只有居民收入提高与经济增长同步协调,才能推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文化发展、政治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也才能推进城乡一体化,促进区域的平衡发展。
居民收入占比指标契合包容发展的需求。共享发展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就是要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而居民收入占比指标最能反映出经济增长分配给居民收入的比例,最能反映出经济增长给人民带来的福利状况,最能体现人民群众在经济发展中的获得感。
居民收入占比指标有助于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绿色发展就是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这就要求在经济发展中,减少土地、能源与原材料的消耗,减少生产对环境资源的污染与破坏。而注重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的同步,就必然要求减少固定资产与物质、能源损耗,推进循环发展、节能减排。
居民收入占比指标有利于开放发展的推进。开放发展能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要素资源的互补,促进高端技术人才的引进,推进经济结构的转型与产业竞争力提升,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与质量。注重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有助于扩大开放,促进内外市场的交融,提高我国开放水平。
提高居民收入
在GDP中的比重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迅速发展,居民收入也有了很大提高,但居民收入占比也出现了与全国类似的变化。改革开放初期,我省农村居民在GDP中的占比不断上升,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则出现持续下降。2012年以来,浙江居民收入增幅再度超过经济增速,居民收入占比有所回升。2015年浙江居民收入占比达到4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未来我省需要进一步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扩大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注重再分配调节,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
将居民收入占比指标列为经济发展与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以此弥补GDP指标的缺陷,使经济发展不忘“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的初心。在未来一段时间,要关注工资报酬的增长,注重居民收入的相对较快提高。在2020年,争取使浙江居民收入占比指标能上升到50%左右,确保我省人民能充分共享经济发展的福利,提高经济发展获得感。
加快推进创新发展。在经济新常态下,不少企业面临着诸多困难,企业收入出现下降趋势,这种环境下一味要求企业提高员工收入并不现实,推进企业创新发展、加快转型升级才是根本之路。政府要在促进企业、科研机构、中介的协同创新方面起到协调与引导作用,加快企业技术进步,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才能为劳动收入提高奠定坚实基础。
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根据经济学诸多实证分析,居民收入占比指标与产业结构有密切关系。在工业化后期与后工业化时期,居民收入占比往往与第三产业比重有着高度关联。第三产业属于轻资产行业,有助于减少GDP中C的比重,有利于劳动与企业收入的占比扩大。同样,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也有助于员工收入的提高。此外,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加大“三改一拆”与水、气、土的治理,倒逼企业转型升级。
提高劳动者素质。根据有关实证研究,劳动收入与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密切相关。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在12年以上,较高的劳动者素质才能提高企业劳动效率,为劳动收入的提高提供保证。我省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仍偏低,未来要加快推动12年义务教育,加大职业教育与企业在职员工培育力度,为经济发展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
加快新型城市化。城市化率越高,居民收入的提升越快。要以人的城市化为目标,改革创新农村土地制度,以农村宅基地与承包地的交易流动为主要路径,带动我省城乡居民的双向流动,促进农村居民进城购房就业当市民,城市居民下乡承包土地当职业新农民,从而加速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居民收入大幅提高。
政府要多让利于民。一是要“减税”,适当降低初次分配中的政府收入份额,为企业减税减费、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降低企业交易成本,真正为企业降低税负,促进创业。二要“减利”,地方财政要减少对土地、矿藏资源垄断收入的依赖,降低土地要素价格,避免与创业者和居民“争利”。三要“调支”,一方面要进一步精减行政机构与冗员,压缩行政开支与“三公经费”;另一方面要加快完善城乡社会保障机制,适当增加财政转移性支出,进一步加大对城乡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力度,努力缩小社会阶层收入差距与地区差距,将协调发展与共享发展落到实处。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徐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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