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 | 乡士成真儒的“逆袭”之路

　　在我国数千年历史中只有100多人祀曲阜孔庙，而金华就有五位，其中四位还是一个特殊的组合，被后人称为“金华四先生”，可见这四人地位之高。

　　如今不少金华人可能对这四位先生还不太了解，但在理学史上，他们的地位举足轻重。故事缘起于700多年前，一个平常冬日，放弃仕途苦寻理学真知的王柏，踏游金华山，找到婺州名儒何基。王柏向何基道出求学中的困惑和孤独，渴求名师指点。何基勉励他刻苦求学，还点明了“立志居敬”的求学方向。

　　就在金华山北麓的一处农家里，这两位先贤的见面开启了一段接续百年传承理学的佳话。何基传道于王柏，金履祥先后师从王柏、何基，许谦又受学于金履祥，诞生了当前学界所说的“金华四先生”，又称”北山四先生”。四人均活跃在当时的婺州（即今金华），并从祀孔庙，被后世尊为真儒。

　　四人的故事很值得一说。今天，我们探寻“北山四先生”的理学传承之路，不仅可以体察一段学术的流变，更能体会一种甘于寂寞、求真求实的精神。

　　一

　　宋代，“学而优则仕”的风气，已非常盛行。王柏曾向何基诉苦，在遇到恩师之前，他找不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没有找到全心全意传授理学的老师。何基劝慰他：“会之真吾友也，望其不忘初心，奋其终身。”

　　对于功名的态度，四人出奇得一致。王柏家族世代为官，他却为追求理学，放弃了考试得来的官位；何基不但对朝廷送上门的官职坚决推辞，就连地方官员邀请他担任职务，他也不愿意；金履祥摒弃举业，一生不仕；许谦身处宋元交替的时代，“官府屡为辟荐，均固辞”。

　　有人说，“北山四先生”是隐士，走的是“与世几成隔绝”的纯学者之路。但其实四人心中燃烧着的求知济世理想，从未熄灭过。他们虽然轻功名，却重学识。他们虽然隐于江湖，但从未忘记天下与黎民。

　　目睹当时百姓困苦，王柏向金华地方官连上《社仓利害书》《赈济利害书》，主张州府加大对贫民的救助。当国家面对入侵时，王柏还上书提醒朝廷务必加强军事重镇襄阳的防务。襄阳后被元军围困，金履祥屡次献策，其中“重兵由海道直趋燕蓟，且备叙海舶所经地形”更被后世认为是可行的奇策。

　　何基、许谦把教化万方作为己任，大开讲学之门。从丽泽书院到八华山讲学，两人以教书育人之名，风动天下。许谦甚至达到了“远而幽、冀、齐、鲁，近而荆、扬、吴、越，皆不惮百舍受业”的成就。

　　在《三国演义》舌战群儒中，诸葛亮曾奉劝东吴的官员当学务实有骨气的君子之儒，莫学刁钻文字的小人之儒。

　　“北山四先生”之所以被尊为真儒，也是因为四人在传递理学的同时严守儒者的操守，将求真和求实从始至终贯穿在师徒传承的信念链条中。四人成就的是“君子之儒”。

　　二

　　“北山四先生”被后世奉为朱学嫡脉、理学正宗。他们的文风受朱熹影响，推崇“道本文末，文以载道”，他们将婺学中对实践的推崇，融入到了理学文章中，形成了独特风格。

　　“北山四先生”做学问还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为了达成推广理学的初心，他们竭尽全力地将理学送入民间。四人非常默契地对“四书学”展开研究。

　　朱熹为《四书》作过批注。“北山四先生”在此基础上对朱熹注释的经典再加以笺注，目的是为了让更多民众也能读懂朱学理学，促使“四书正学”成为大众皆知的学问。

　　如此作为，在讲究道统的封建时代是需要勇气的。“北山四先生”传道重视儒学经传，但也带着强烈的质疑精神，用批注来开拓传承的新路。

　　何基曾劝说王柏，对经典只传而不作疑，避免争议。但王柏却坚持做考证质疑，对《四书》及朱熹集注有不少疑论。

　　他质疑《大学》《中庸》是否出于《子思》二十三篇，《孟子》是否是自著之书，《论语》是否出于《家语》等。每次遇到疑问，王柏会反复向何基求教。何基也包容弟子的执着，总是耐心解惑。

　　师长包容，学生敢为，“北山四先生”合力使当时儒学困于经典、畏于权威的状态得到一定程度的突破，朱熹的理学在四人手中传承发扬。

　　明代章一阳在《金华四先生四书正学溯源》中，对“北山四先生”的传承意义有一句评价：“孔孟未发奥得朱注而朗于日星，朱注之未尽意义又得四先生阐明殆尽。”意思是说，孔孟之学说，在朱熹的批注下复兴，朱熹的批注又在“北山四先生”的传承中得以明辨古今。

　　三

　　从祀曲阜孔庙，可以说是“北山四先生”被尊为真儒最直接的体现。但实际上，这段路走得颇为漫长与艰辛。

　　明成化及正德年间，当地官府都曾上奏，请求将“北山四先生”从祀孔庙，但皆未获准。不过，朝廷准许金华建设正学祠（书院），并多次支持其扩建，明宪宗还赐题“正学”匾额。直到雍正二年（1724年），清廷决定孔庙增祀包括“北山四先生”在内的20人。此时，已是许谦逝后近400年。至此，金华有吕祖谦和“北山四先生”五人从祀孔庙，人数之多居浙江各地市之首。

　　正是“北山四先生”用接续百年的求索，诠释了理学的意义和魅力，才有那广泛而深远的认同和感召。

　　时至今日，我们回溯“北山四先生”的往昔岁月，可对真儒之风骨有更深理解。

　　以纯粹之心求不止之境。“北山四先生”探寻知识之无垠，几乎达到了忘我的境地。因为在他们看来，学术研究是“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有着以识增智之趣。用现在的话来打个比方，就好似“叫醒你的不是闹钟，而是梦想”。增学识、涨技能、提修养，其实无论何种，只要能有一件自己认定的事，并为之毫无保留地去奋斗，便是幸事。

　　传道授业解惑不囿于形。何基谢辞书院山长，王柏却接过这一职务，两者其实并非矛盾。通向以文化人的终点，非师者“专利”，还有条条大路。何基选择做清寂的学者，便拥一颗止水之心，研究历史以期为今用。但当潜心悟道的王柏出现时，何基也会心生涟漪，倾囊相授。这样的情谊和传承，成就了“北山四先生”，又非只是“北山四先生”。泱泱大国，千秋文脉，靠的正是无数文人志士惺惺相惜，代代相承。

　　力行而不待取亦是智慧。“力行以待取”是孔子的话，意思是说要努力做事，等待别人录用。“北山四先生”不仅对格物致知很执着，其实也有经世致用的追求。他们都曾针砭时弊，如许谦就写下《朋党论》《学校论》等文章，主张改革选官和学校等制度。只不过，他们用出世的智慧洞悉世事，抽离了自身得失，淡泊名利，但求用理学造福苍生。

　　“北山四先生”的传承，在传统儒学语境中，可能并不是显学。但四人经历一百余年，演绎了一段从“一乡之士”到“万世真儒”的传奇。这其中能触动我们的还是那份纯粹的学者心境，若要在喧嚣中寻一份安宁，不可不读“北山四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