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 | 民生改革为何不能使“蛮劲”

　　近期，浙江婚假新规开始施行。根据规定，依法办理结婚登记的职工可以享受13天婚假，在本规定施行之日前登记结婚未满一年，且之前已休婚假的可以把假期补足，还可以选择一次性休或者分段休。不少年轻人为此叫好，表示“想把婚期提上日程”。

　　一项新规新政出台，常常会引起网友热烈讨论。讨论背后反映的是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也表达着老百姓对改善民生最朴素的期待。与发展经济要灵活运用“放”与“管”的辩证法一样，发展民生也需要拿准力度。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这当中有一条必须坚持的做法，便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那么，发展民生为何既要“尽力”还要“量力”？又该如何找到“两力”之间的平衡点呢？

　近日，市民游客在杭州满陇桂雨景区赏桂花 图源：潮新闻客户端

　　一

　　民生涉及人的全生命周期过程，覆盖领域广泛，本身就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如何合理分配与利用有限的资源、怎样协调与平衡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何以兼顾当前需求和未来发展方向等，都使得民生问题成为世界性难题。

　　历史经验证明，民生保障的力度没把握好，发展可能就会栽跟头。比如部分发展中国家片面地追求经济发展，以致“顾不上”民生问题，最终陷入“民生缺失陷阱”，导致社会局势动荡，反噬了经济发展所需的稳定环境。还比如一些发达国家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社会福利政策，但最终却导致了巨额财政赤字，寅吃卯粮，陷入“高福利陷阱”。还有的国家放任资本无序扩张，陷入了“贫富分化陷阱”，社会阶层的撕裂阻碍了社会发展。

　　现实中，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都不一样，发展民生的路径也不一样。比如，北欧一些国家之所以能够走上“高福利”的道路，主要是通过高税收来维系。统计数据显示，丹麦、芬兰等国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均高于40%，也就是说，国民需要拿出将近一半的收入来为“高福利”买单。还比如，西方文化更强调个体原子化，家庭和社会的链接功能偏弱，导致民生事业取向有时带有“去家庭化”“去社会化”的特征。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些国家，子女不赡养父母、养老依靠政府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们需要秉持“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正是从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收入差距仍较明显这样的实际情况出发考量的，前者是我们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的鲜明态度，后者则是确保民生福祉得以长久为继的科学之道。

台州市仙居县白塔镇田园风光 图源：新华社

　　二

　　我们常听到一个词“民呼我为”，意为民众有合理的诉求，政府部门迅速响应、积极行动。然而，少数人却对此抱着这样一种观念：但凡涉及民生之事，政府就该无条件承担全部责任，“眉毛胡子都得抓”。可民生大事从来都不是一道简单的加减算术题，而是一道多元函数求解题，一味使“蛮劲”未必能起到最好效果。

　　我们发展民生事业的一大特点就是从“民声”出发，做到用心用情、尽心尽力。就像在浙江，近段时间许多地方已经发起“民意海淘”，征集2025年的民生实事项目愿望清单，并以人大代表票决制确定将要重点推进的民生实事。这种以“民声”定“民生”的做法，落点对准的是民众的真实需求，背后是“尽力而为”的为民初心。

　　民生保障需看清“人均”和“总量”的关系，在“有应”和“有为”之间量力而行。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而言，像教育、医疗、育幼、养老等民生问题，随便拎出哪一项，倘若期望在“人均”层面实现保障的即刻满足、一步到位，那么所需投入的总量成本无疑是极为巨大的，也是不切实际的。因此一味地贪大求全或猛踩油门，并不是我们发展民生的最佳策略，而是应该讲究针对性、实效性，哪里迫切先投向哪里，打好基础再向优攀升。

　　有别于一些国家在民生发展中充当类似“保姆”的角色，中国更像是扮演“导员”的角色，突出的是发展式保障。过去这些年来，我们国家正是在“尽力”与“量力”的平衡木上向前走，民生改革才能带着温度落地。

　　20多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来到杭州翠苑一区社区调研，提出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求，我有所为”。在笔者看来，“有所应”体现了对民众需求积极响应与尽力而为的态度，“有所为”则要求具备在实际条件与能力范围内量力而行的智慧，这二者就深刻揭示了发展民生过程中“尽力”与“量力”的辩证关系。

　杭州余杭邱桥未来社区 图源：“杭州发布”微信公众号

　　三

　　民生关乎发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得好不好，民生就是“晴雨表”。民生也关乎安稳，其背后连着人心、民心，事关民心向背、国家稳定。在改革的大场景中，民生是着色最丰富但也最难落笔的板块。如何写好“民生答卷”，我们还需回答以下问题。

　　一是“放水池”如何“蓄水”？一提到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话题，有人想到的可能是需要提高财政支出，增加民生供给。事实上，抓民生就是抓发展，“放水池”也有“蓄水”的功能。一方面，民生的“底座”扎实了，老百姓才有更强的消费信心和更好的消费预期，比如老旧小区改造，就释放了居民对大件商品消费的需求。另一方面，民生增长点也是经济增长点。比如不断加剧的老龄化趋势，创造出的可能是新的行业需求、新的人口红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里提到的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发展银发经济，就是以民生促发展的关键之举。

　　二是“蛋糕”优先给谁？中国经济总量的“蛋糕”很大，但中国的人口特征决定了“分蛋糕”具有复杂性。像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每一个领域的呼声都很强烈；高龄老人、困难残疾人、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各类群体，每个群体的人口规模可能就相当于一个中小型国家的人口。我们的民生改革需要分出轻重缓急，突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说白了，民生改革要更多地顾及中低收入者，把民生“大钱”花在“底座”，花给“绝大多数”，而不是简单地就某一指标使“蛮劲”。

　　三是如何防止“养懒汉”？欧洲一些国家在陷入“高福利陷阱”的同时也滋生了不少“福利懒汉”，由于靠社会保障就能维持生活，以致一些人甚至选择“主动失业”。然而，西方国家所鼓吹的“高承诺”“高福利”“高负债”，并非我们发展民生的发力方向与工作取向，我们应当更注重提高人的“再生产”能力。比如在就业政策上，福利国家强调失业救济，我们则强调就业促进和就业服务。当然，基础条件好的地方，也可以通过市场化服务、发展服务产业等方式，进一步满足那些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服务需求。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一个国家的民生发展好不好，不仅仅是看政府出台多少政策、推出多少福利，更重要的是把人的主观能动性调动起来，让“人人都是奋斗者”成为改革发展最生动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