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红色引擎 增强三治合力

　　浙江在线3月15日讯 (浙江在线记者 何苏鸣 李攀）1925年6月，毛泽东同志在家乡韶山亲手创建了中国农村最早的党支部之一——中共韶山特别支部。从农村出发，中国革命从此开始了星火燎原的历程。

　　93年后，乡村振兴吹响号角。在这一场新时代的新征程中，我们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应该表现怎样的姿态，展现怎样的作为？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给出答案：要推动乡村组织振兴,打造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培养千千万万名优秀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安定有序。

　　“共产党并不曾使用什么魔术，他们只不过知道人民所渴望的改变，并用他们的意志唤起了难以想象的力量”，美国记者白修德和贾安娜曾在1946年出版的《中国的惊雷》中这样说。在浙江，4万余个农村党组织用行动为时代作答：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关键还是在党。

　　一个人到一群人

　　打造坚强战斗堡垒

　　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新农村、怎样建设新农村？抛出这样的问题，每位代表委员都会给出个性十足的答案，可最终却又都回归一个前提：加强基层组织力。

　　全国人大代表、丽水市委书记张兵说起一个“山中看海”的故事：云和县长汀村曾是典型的“空壳村”，2016年，作为能人“回归”的村党支部书记蓝克明，带领全村党员干部进行“云里看海、山里玩沙”的景观改造。在短短两年时间里，为村集体经济创收200多万元。村里23户低收入农户通过摆摊销售农产品、公益岗位就业和资产分红等途径，实现稳定增收，获得感不断增强。

　　“农村要振兴，乡村要发展，带头人是关键。”张兵代表说，近年来，丽水大力实施“头雁工程”，选优配强村党支部书记。在去年的村社换届选举中，“乡贤回归”工程召回673名乡贤回村当选书记，不仅为村级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更通过自身的引领，在当地打造出一支肯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村干部队伍。

　　一个人带动一群人，一群人带动全村人。在浙江农村，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正不断凸显。

　　金华市金东区澧浦镇琐园村党支部书记严红星在担任书记之前是一个奶牛养殖大户，一度有386头奶牛。上任初期，村里干部不团结，有矛盾，各项工作很难开展，他就从自身做起。村里搞拆迁，他先拆了自己的奶牛场，损失近300万元，没有怨言，工作继续干。“村民看到了，村干部看到了，自然就觉得你是个做实事的人，他们就会愿意跟着你走。乡村要振兴，我们党员就该这么干。”他说。

　　抓基层打基础，是长远之计，是固本之举。省委组织部组织二处处长徐仲仪说，近年来，浙江牢固树立“党的一切工作到支部”的理念，持续深化“整乡推进、整县提升”，高标准落实农村基层党建“浙江二十条”，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基层党组织有没有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老百姓最有发言权。”徐仲仪说，去年结束的村社换届，与上次换届相比呈现“四个明显提高”特点：村社两委班子组织认可的人选当选率94%，提高29个百分点；大专以上学历村社干部占30.4%，提高13.3个百分点；大学生村官进村社两委班子比例81.6%，提高23.8个百分点；村委会选举一次性成功率82.8%，提高21.8个百分点。浙江1674名“千名好支书”，除272名进入乡镇领导班子和机关事业单位、年龄偏大、外出经商等外，其余全部继续当选；而一批“不同心、不作为、不担当、不在岗、不干净”的“五不”村社干部，则被党员或村民坚决“选”了下来。换届后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千方百计把党员组织起来、把群众组织起来，迅速形成坚强的战斗力。

　　农民富到村庄美

　　带领大家共奔小康

　　打造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归根到底是为了带领基层群众参与乡村振兴，更好地促进发展。

　　张兵代表说，去年起，丽水推出“乡村振兴讲习所”，由机关干部、优秀教授、企业家、学者等轮番上课，“通过教育农民、引导农民、服务农民、提升农民、转化农民，使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努力形成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新面貌。”

　　群众讲究“吹糠见米”，注重看到实打实的效果。在全国人大代表、台州市路桥区路南街道方林村党委书记方中华看来，创业致富是检验党组织战斗力的“试金石”，“当前，农村党组织就要带领村民实现高水平建设的目标。”

　　1983年，方中华代表上任村党支部书记，他一心一意考虑的都是发展，“当时中央有‘无农不稳、无商不活、无工不富’的政策导向，这为我们方林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一定要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这些年，村里的党员干部一直以经营村庄的理念发展村庄，形成了多元化产业格局。

　　“在我们方林，已经实现了家家住别墅、户户生态园。2017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达到9.8万元，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日益提升。”方中华代表自豪地说。

　　方林村无疑是乡村振兴中的“模范生”，在全省各地，大家也都在努力。

　　后岱山村曾经是新昌县出名的软弱涣散村，如今，村庄被38个大大小小的美丽花园点缀一新，一步一景，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前来。 给村庄带来变化的，正是去年初绍兴全市部署开展的“五星达标、3A争创”工作。

　　“我们以党建引领村庄发展，坚持以变化见成效。计划通过3年时间，全市1000个以上村实现五星达标，100个以上村达到国家3A级景区标准，努力把农村建成‘大景区’。”绍兴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徐晓光介绍说， 在绍兴，后岱山村不是个案，各地从人居环境整治开始，注重引导村庄规划，党员带头、发动群众。如今，随着市县乡村四级联动工作机制的建立，越来越多的乡村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实现“脱胎换骨”，截至目前，已有42个村创建为省级3A级景区村，今年5月份将对首批1015个创建村实行严格验收。

　　从自治到“三治”

　　建立现代治理体系

　　诸暨枫桥盛产香榧，但在枫桥人眼里，比香榧更宝贵的是“枫桥经验”。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半个多世纪前，小镇枫桥依靠群防群治的“法宝”，一跃成为全国社会治理样板。如今，从小在枫桥长大的全国人大代表、省肿瘤医院副院长葛明华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看到了“枫桥经验”升级版：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法治“定分止争”，自治“内消矛盾”，德治“春风化雨”。葛明华代表说，过去，父母辈依靠乡村特有的熟人、家族为联系和根基进行自治，现在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和“陌生”社会的出现，法治和德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只有‘三治合一’，才能为乡村治理带来新活力。”

　　在我省各地，对乡村治理体系的探索从未停歇。“枫桥经验”的转型升级，让一个党领导的多元主体参与、党政善治、社会共治、厉行法治的农村基层治理格局逐步形成，让乡野散发勃勃生机。目前，全省97.5％的村社区开展了民主法治村创建活动，93％的村社区配备了法律顾问，100％的村社区制定了村规民约、社区公约。

　　不仅如此，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也为乡村治理注入了智慧基因。如今在浙江的乡镇、街道，小到窨井盖缺失、办证补证，大到交通违法处理、拆除违法建筑，群众关心的各类民生事从网格员发现问题，到指挥中心流转交办、有关部门处理反馈，全程在网上高速运转处置。

　　去年，浙江在大力推动“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同时，大力推进“基层治理四平台”建设，通过将乡镇（街道）和部门派驻机构承担的职能相近、职责交叉和协作密切的日常管理服务事务进行归类，形成综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四个功能性工作平台，并以综合指挥、属地管理、全科网格等作为支撑，积极发挥信息化手段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作用。

　　在全国政协委员、省侨联主席吴晶看来，这种“穿透式”“智能化”“专业化”的治理新模式是一把打开乡村治理难题的“金钥匙”，“政府机构‘可视，可控’，被服务对象‘无打扰，无门槛’，在多边协同的平台模式下，信息系统可以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今年她带来一份提案，就是关于鼓励应用数字新技术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她建议，在治理对象多元化、社会治理环境复杂化、社会治理内容多样化的背景下，乡村治理也要紧跟时代潮流，持续增强运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先进数字技术的智能化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