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为英献革命 赤心决然无反顾

刘英（1905—1942），原名声沐，江西瑞金人。

刘英“憎与爱”手稿

刘英与妻子丁魁梅合影

刘英致枫兄的信

刘英致枫兄的信

　　浙江一直是国民党统治的后方，蒋介石的老巢，反动势力根深蒂固。1935年1月，红军挺进师奉命孤军深入浙江，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挺进师就像一把尖刀，插入了敌人的心腹之地。

　　挺进师入浙对当时浙江的革命形势而言，可谓是“春风又绿江南岸”，使浙江的革命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政委刘英肩上的担子沉重，他对挺进师的指战员讲：“我们从江西来，人生地不熟，只有依靠和团结当地革命力量，才能战胜优势敌人，在浙江站住脚。”

　　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政委刘英和师长粟裕常常分开活动，粟裕带领主力部队四处打游击，刘英则率短枪队坚守基本地区，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根据地建设。刘英善于和来自五湖四海的群众打成一片，每到一处，他总是召集一些群众，包括地方上的长辈和有地位的头面人物开座谈会，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调查当地的社会情况。会上，他总会拿出自己的记录本，边听边记。

　　浙南地区的语言很复杂，有闽南话、温州话、畲族话等等，挺进师指战员又主要是江西人、湖南人，初到浙南，简直像到了外国一样。由于听不懂方言，向群众问路、宣传交谈，借还东西、购买物品等，都要用手势来表达，工作中碰到许多困难。

　　为了开展工作，刘英调了两名会讲普通话又懂方言的地方干部到身边做翻译，还将方言与普通话一一对照，注上音，抄在小本子上，反复背诵。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他不但能听懂方言，而且还能讲上几句闽南话和温州话。这样，刘英与群众的关系就更密切了，相互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浙南一带的群众认为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都喜欢和他在一起谈话，亲切地称呼他“可夫（刘英的化名）同志”，小孩子则叫他“伯伯”。

　　在自己抓紧学习的同时，刘英也很重视身边工作人员的学习，多次将自己的钢笔、笔记本等文化用品分送给他们，鼓励大家努力学习文化知识。而一位警卫员却不以为然地说：“战争年代，伤亡如此大，谁知道还有没有将来？现在不识字，照样打仗、做工作。”

　　刘英严肃地批评道：“小鬼，你的想法不对呀！我们应该坚信革命一定胜利，只要有一点怀疑，就会松懈我们的斗志。”他说：“革命者要有远大的眼光，没有文化不能为革命挑重担。将来革命胜利了，要做的事更多，哪一件事都离不开文化。”

　　在他的领导下，红军指战员积极学习政治、军事、文化。同时，还主动帮助农民种地干活，访贫问苦，为群众演“红军戏”，宣传党的抗日救亡政策。

　　在龙泉、遂昌和松阳一带，“青帮”组织十分普遍，其首领卢子敬、陈凤生和陈丹山曾领导过当地农民武装暴动，与官府和土豪劣绅进行斗争，还参加过红十三军的活动。挺进师一到松阳，卢子敬等就亲往迎接。刘英了解到，“青帮”会众大多数是当地贫苦的青壮年农民，有着强烈而朴素的革命要求。

　　如何对待这支进步的群众组织，直接关系到挺进师能否在浙西南打开工作局面。了解情况后，刘英热情地教育、帮助“青帮”，争取和团结他们，发展首领卢子敬、陈凤生、陈丹山入党。在党的统战政策感召之下，松遂龙边境的“青帮”会众认识到红军是真正为劳动人民谋解放的队伍，纷纷参加了当地的农民游击队，成为第一支浙西南子弟兵的基本力量。后来，陈凤生担任松遂龙游击总队总指挥，卢子敬任副总指挥，陈丹山等参加了浙西南地方工作团，成了第一批当地干部，他们在建立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对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出身的干部，刘英对他们的情况都很熟悉，并且十分信任和尊重原有的地方干部。他说：“红军挺进师要在浙江和浙闽边站稳脚跟，开花结果，完成党中央交给的建立新革命根据地的任务，若不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当地干部来，是不可能的。”他还说：“当地干部和外来干部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团结一致。”

　　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叶廷鹏在失去上级党组织联系的情况下，仍领导群众坚持斗争，在平阳北港和瑞安平阳交界处拉起了一支几十人的游击队，成立了中共浙南临时革命委员会。他们与挺进师会合后，刘英尊敬地称叶廷鹏和郑海啸是“农民领袖”，还亲切地称郑海啸为“老海”，对他们的贡献给予很高的评价。在坚持浙闽边斗争的三年里，一大批当地干部得到了培养和提拔。

　　刘英还十分关心爱护当地干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最后8个月，敌人集中10万兵力“围剿”浙南游击根据地，刘英、粟裕决定化整为零到外线活动。一天，夜已深了，他们的屋子里还亮着灯，两人都没有休息。中共平阳县委书记郑海啸外出执行任务回来，推门进去，看见刘英正在踱步，粟裕坐在桌旁正在思考问题。刘英看见郑海啸后停住脚步，说：“我们要离开平阳到外地工作去，不把你带走又不放心，怕你被敌人抓去杀头；把你带走，这里留下的队伍和工作又需要人负责，这事左右为难，也就睡不着了。”

　　多年以后，郑海啸回忆此事时，心情依然激动。

　　刘英总是把人民群众的疾苦挂在心上。一次，当他得知敌人把一个村庄的80多户民房全部烧光时，心里非常难受，就叫特务班长从红军伙食费中拿出两千多元，救济受害的乡亲们，并告诉地方干部，要组织生产，重建家园。群众含着热泪说：“红军真是我们自己的军队。”在平阳期间，刘英了解到一位老人支持革命，在当地威望很高。在老人七十大寿之日，他特地写了一幅对联祝寿；有位革命者的双亲要入土安葬，刘英尊重民俗，带领部分指战员随行至墓地，还派了几名号兵走在前头。这些举动对群众震动很大，有力地揭穿了国民党污蔑共产党不认父母、不要祖宗的谣言，唤醒了群众的觉悟。挺进师在浙西南、浙南，团结依靠当地群众和地方干部，在数十个县建立了党的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广大群众相信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纷纷送儿郎参加红军。每当发现敌情或部队缺给养，便争先恐后地通风报讯或挑米上山。刘英说：“……浙南浙西南及闽浙边数十县的群众，对红军的热望与拥护，确实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某些地区甚至表示同老苏区一样，群众替红军担任运输、向导及治疗伤病员等，并自动的组织游击队，进行分粮和策反工作。”

　　虽然是一位政治工作领导者，不是军事指挥员，但刘英却具有军事才能。他和粟裕在战斗总结了一套游击战术的成功经验，如“不在消灭敌人，而在消磨敌人”、“支配敌人，掌握主动”、“积极进攻，绝少防御”等游击战术原则，和“不要企图太大，只要常有小胜”、“一切作战行动必须迅速、勇猛、坚决、迟疑犹豫就等于等死”等作战行动要领；以及为隐蔽自己、迷惑敌人的“兜圈子、大小圈、8字形、S形、电光形、回马枪”等战术，都是常用的克敌制胜的法宝，在战斗中出其不意地主动袭击和伏击敌人。1936年8月，刘英就率部在李家山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李家山地处现在的苍南、福鼎两县的交界处，峰峦层叠。那天夜里，刘英正在同十多位县区干部研究关于抗租、抗粮、打土豪、分青苗斗争等工作，地方同志送来情报，说敌人已获悉李家山有红军，要来偷袭。刘英迅即作出了作战方案，带领一个特务班和一个保卫队的红军战士，并发动农民赤卫队和广大群众，撒下了天罗地网。经过半个小时的战斗，1个连的敌军无一漏网，生俘敌连长以下六十多人。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将缴获的武器弹药收集起来，一一清点，总共缴获长短枪80余支、子弹千余发。

　　战斗结束后，红军战士和当地群众举行庆功会。群众兴高采烈地搭彩棚，布置露天会场，两棵雄伟挺拔的合抱枫上，挂着明亮的煤气灯，照得如同白昼，男女老少喜笑颜开。军民们高唱《送郎当红军》等革命歌曲，歌声此起彼伏。在热烈的掌声中，刘英上台讲话：

　　“乡亲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挺进师是劳苦大众的武装，我们帮助老百姓打倒反动派，打倒封建地主和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让劳苦大众当家作主，过上好日子。我们要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军民要团结起来拿起武器勇敢战斗。”

　　他代表闽浙边临时省委庄严宣布：从今天起，我们这里建立苏维埃政权，这是我们自己当家作主的政府!

　　工农群众有了自己的政府，人们心情激动，有的感动得流下了热泪，有的高呼万岁。刘英、粟裕挥毫写下“打破旧世界，建立苏维埃”，然后由红军战士用钢刀把这两棵合抱枫的树皮刮掉，将题词刻在树上。

　　刘英意味深长地说：“等这两棵树上的字长合的时候，也就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时候。”周围的战士和群众听了热烈鼓掌，经久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