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浙江温州到山西忻州，是一条相距2000多公里的长路。路的这端，是大量民间游资；路的那端，是丰富的煤炭资源，两者的结合，将撞击出怎样的火花？为探寻所谓“温州炒煤团”真相，本报记者王伟健、屠知力深入山西原平市的两个小镇，从各个侧面写出投资煤矿的温州商人面临的窘境及是非曲直———本报今日出刊的长三角专刊以《“温州炒煤团”山西追踪》为题，刊出长篇报道。

　　最近一段时间，因各地矿难频仍，国家严命五类矿井停产、四类矿井取缔。在山西忻州，温州人投资的煤矿，大多赫然在整顿之列。但当地人仍然艳羡：温州人来了，“他们胆子大，一投资就是几千万，赚翻了！”而温州商人委屈：安全事故、煤价上扬，板子能都打在我们身上？什么“温州炒煤团”，我们是投资煤矿生产。

　　有资本缺能源的东部，与有能源缺资本的西部，为什么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一拍即合？“温州炒煤团”是否成了矿难及掠夺性开采的罪魁？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温州商人，隐隐感觉到当地政府无形的压力以及官员们异样的眼光，他猜测：“这次将有很多温州人会被赶出山西。”他举例：为什么在4月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600家煤炭企业中，温州投资的煤矿只不到60家？

　　一家全国性媒体曾报道了山西省长治县封杀“温州炒煤团”的经验，标题醒目：山西封杀温州炒煤团。这种“长治县模式”是利用公开竞标对煤企改制，并要求企业投入巨资进行技术改造，这样就封杀了“温州炒煤团”的短期行为。

　　忻州市委宣传部一位官员说：“温州人都是小老板，承包的都是分散、零星、不成规模的小煤矿，无法承受这样的投资。我们欢迎外地资本到山西开发煤矿，但欢迎的是大资本。”

　　一直以小型资本灵活投资著称的温州资本，看来真的遇到了难题。长三角专刊刊发评论认为，对于区域间的经济往来，更多的时候，我们关注的是政府牵头的经济协作，或者是援建项目。其实，真正能可持续推动区域间经济互补发展的，恰恰是民间资本。民营资本的有效投入，对当地市场的带动作用，非政府援建一所学校、一段道路所能比拟。当然，这是建立在民营资本健康有序的流动的前提之下的。希望温州资本的敏锐触角所延伸到的地方，都是阳光下的生机勃勃，而不是混乱之下的危机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