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因为温州人“求生”的本能，凭借“以血缘筹措资金，以亲缘进行管理”的管理模式，闯出一条“温州模式”的民企发展之路。造就了温州的多数草根农民成了民营企业主，而温州占90%比重的小农经济模式，其企业文化暨老板文化的特点也越发突显的淋漓尽致。十五年前，源自温州的假货和信誉缺失，产自温州的商品一度沦为全民抵制货品。十年前，一度遭到当时媒体和学者的广泛质疑的温州民企，再发蓬勃经济活力，创造了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史上的神话。五年前，苏州模式的崛起，以温州民企为代表的“温州模式”转型再度成为舆论焦点。二○○三年，温州经济增长数据的衰退，引发国内众多专家学者开始发出温州民企体制危险预警。

　　以浙江省为例，温州、义乌为代表的原生态民企与杭州、绍兴、宁波为代表的转型性民企，在近年的不断演进与较量中，原生态民企渐渐丧失了其原有体制和产权的先发优势。转型性民企，顾名思义，是以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转制而来，自身与温州原生态的作坊企业相比，具有较强的实力，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和推动下，转型性民企的基础和规模优势越来越明显，加上产权制度改革的成功，由大做强的态势几乎已成定局。

　　而以温州为代表的原生态民企，绝大多数是低技术含量、低成本、劳动密集的“小商品”生产和家庭工业，服装、制鞋、制革、打火机、眼镜等，已成为温州产业的代名词，先天的产品附加值较低的密集型产业链条及家族粗放式的治理结构，小农的管理思维造成了温州民企的产业升级障碍。近几年有较多一定规模的温州民企进行产业链升级或行业“合纵连横”做大，但产业链升级后的管理缺失和人文环境落后，行业联合后的效率低下及协调难度增强，无疑都加大了温州民企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突显了温州民企主动治理升级的困境。于此笔者总结温州民企的成长历程和现状，从人性和文化角度深层次分析“温州模式”的民企治理。

　　名利VS责任使命

　　尽管民营企业作为企业形式的一种，其首要任务毫无疑问的应该是搞好经营工作，创造经济效益或物质财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而且，如果企业失去了创造物质财富的功能，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本价值。但是，真正优秀的企业绝对不是仅仅“销量第一”或“利润第一”的企业，它必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事实上，在市场经济下的民营企业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营企业来自于社会，也必将还原于社会，这是一种新形势下的社企关系。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或被淘汰出局，都要由社会来承接。社会是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没有一个好的环境，民营企业也难以生存。中国民营企业与西方著名企业最大的区别在于：西方著名企业大都是为了一种使命、一种目标、一个产业而奋斗，而中国民营企业大部分都只是为了一个产品，为了一块市场，即发现了一个好产品，然后倾力投入，再无限扩大，而一旦这个产品完结，就再找一个新产品，始终不愈的就是产品取向。在整个产品经营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狭隘性，这就必然造成企业家对行业前景及企业长远战略的忽略，忽视企业整体架构、人力资源配置、企业文化及长期新产品开发。除了考虑“这个产品还有多大的利润空间”之外，就不再考虑其他的东西。至于企业的使命、宗旨、目的、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则很少考虑。

　　事实上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民企老板于创业初都是抱着名利为企业第一目标的，这一点在原生态民企的代表——温州民企就更为突出。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企业就需要整合很多内外部资源，企业主的价值观取向就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发展方向。企业主如果没有以社会为责任的目标，就不会整合到丰富的社会资源；如果没有以客户为责任的目标，就不会与客户持续共赢发展；如果没有以员工为责任目标，就不会带来人力资源乃至企业整体的提升。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民营企业更应该主动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以及对内部员工的责任，从而为自己的长远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而且，从世界范围来看，企业与社会间的关系也是互动关系，是“双赢”的。无论是一个产权多元化的国有企业还是一个产权单一的私营企业，它都要既为投资者着想，也要为它所存在的国家、社区和消费者着想，更要为企业内部的员工着想。

　　只有综合考虑了各方面的利益，才算得上是一个合格的、负责任的企业，这个企业所在的社区和国家才能真正的发达繁荣，企业自身才能走上更高的层次乃至实现长盛不衰。因此，把社会责任感“抛在身后”的民营企业应该向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企业学习，以增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肩负起自己的各种社会责任。

　　领主式的独裁VS授权

　　民营企业家中有这种意识的，很多与其出身有关。特别是对第一代企业家来说，什么样的人才成为企业家？那些从政府官员或者国企出来的人不算，真正起自草莽的企业家，其早期生涯大都充满苦难。或者是出身不好，或者是穷困潦倒，最后，由于自身天分和胆识，并且有好的机遇，他们创业成功了。但是，底层经历中的种种困难，曾经受到的白眼和伤害使他们内心深处多少有些报复心理，或者是补偿心理，一旦自己掌握了一定的社会资源，自己做了老板，这种领主式的独裁意识就出来了。还有一种是政治愿望受到挫折的人，他们的政治情结无法宣泄。就只能把自己的企业当作假想的政坛，实现自己的权力欲望。这个时候，在他们眼里，所有的企业员工，不是"职员"，而是"手下".对于有些企业家来说，可能保持对企业的控制，比企业的发展更重要。温州人的习性向来喜欢做自己的老板，做老板不光是财富的增长，更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无限扩张。温州民企老板在创业初期因为独裁和集权，提高了决策效率降低了管理风险；但随着企业的逐渐扩大，民企老板放不下人英雄主义的无限扩张诱惑或者就是民企老板缺乏人与人之间应有的“真诚”，怀着纯粹“利用”的心态来用人，从而使管理无授权或授权不充份，导致众多温州民企老板进入了想管管不了、丢又丢不下的尴尬境地。

　　民营企业家如果把自己摆在一个分工作业的社会群体当中来待自己和人才，对于所聘用的人才须有一种“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宽阔胸怀。要具备刘备对待诸葛亮的那种真诚态度，在经营管理运作过程中多尊重人才建议和充份授权，慢慢调整自己的行为和思想，站在公平、客观和理性的角度去对待各种问题，使自己的行为变得更加开明、民主和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