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山西而言，温州炒煤团的出现是一次挑战亦是一次难得的机遇，现在，山西面临的是，政策如何有效引导突然涌入的数十亿温州民间资本，借其力，推动山西的煤炭市场化进程。

　　

　　山西省即将关闭产能9万吨以下煤矿，已投资的温商一筹莫展

　　

　　温州人的到来令荒废了十多年的高豹湾煤矿起死回生

　　

　　无处不在的温州投资客

　　谁在忧心忡忡？

　　4月20日，一场沙尘暴突然袭击山西，在古城太原上空，由上海飞来的班机降落时出现颠簸，一名30多岁的男子心绪不宁地望着舱外，此时的上海春意盎然，这里放眼却是焦灼的黄土。

　　男子告诉记者，他是一名在晋温州煤商，在这条航线上，操温州口音的大多与煤有关。近两年，国内能源危机显现，精明的温商涌向山西，一个通行的说法是，温州煤商控制了山西省60%的中小煤矿，煤炭年产量8000万吨，占山西省煤炭年总产量的1／5，全国的1／20。

　　有关初步统计称，在晋温州煤商有500多人，但记者调查得知，实际可能有2000人左右。在山西省任何一个产煤县市，基本上都活跃着温州煤商的身影，不少地区，随手拦下一辆高级轿车，坐着的十有八九都是温州煤商，对此，不少山西人心情颇为复杂。

　　半年来，围绕温州“炒煤团”的诸多争议持续升温，男子言语谨慎，他说自己原本做服装生意，2003年下半年，一名在山西经商的朋友回家劝他一起购买煤矿，朋友说，眼下，在山西，煤炭有如“黑金”，投资一两千万元两三年就能收回，“很多老乡都赚疯了”。

　　他因此筹资500多万元入股与朋友购买了山西一个年产量6万吨的乡镇矿，效益很快显现，收入丰盈，但不久前，因小煤矿事故频仍，山西省规定中小煤矿停产整顿。

　　“我还没收回成本，停产一天，损失就是好几万，要命的是，由于小煤矿安全隐患问题严重等原因，山西省规定，2005年年底淘汰所有年产量9万吨以下的煤矿。”

　　山西目前有各类煤矿3991座，矿井4691个，在这些矿井当中，年产能9万吨以下的占到70%。而温州商人承包的矿井，基本产能都在9万吨以下。

　　温州煤商承包的煤矿，承包期多是6年，长的达30年。这意味着，在承包期内，温州煤商集体退出的可能不大，由于投资大，中途退出损失必将惨重。

　　但不走人就必须接受改造，要么扩增产能，完善安全生产条件；要么走重组联合道路，也就是同一地区的几个煤矿重组为一个煤矿，由此突破9万吨产能的规定。

　　“最坏的打算是与本地矿井联营，但我对此很不放心。”他焦急如焚地赶回温州，在亲戚中集资数百万元，以扩大产能。男子未肯透露其煤矿具体方位，出机场后钻进一辆等候已久的轿车直奔市区。

　　太原市区，黄尘弥漫，在一栋综合楼的四层，面对记者，山西省中小煤矿井巷企业协会办公室主任阎敏才也是一筹莫展。阎是山西人，原是浙江省人民政府驻山西办事处的一名工作人员，与早期来晋的温商甚有交情，退休后便被温州煤商请来坐镇协会办公室。

　　部分在晋温州煤商半年前开始筹办“山西省浙江煤炭企业协会”，这个名称去年已经通过山西省有关部门的批准，但就在临挂牌之际，又突然被要求“去浙江化”。“去年12月，协会成立大会就已经举行，但至今未能在有关部门通过注册”，阎敏才说。

　　协会成立的坎坷同样与围绕温州“炒煤团”的激烈争议有关。而此时，在太原某高级宾馆内，协会的秘书长，在晋温州煤商的代表人物许方楷心中同样经历一场沙尘暴。

　　最近一段时间，山西省一些“封杀”温州“炒煤团”的举措已经见诸报端，温州煤商们也确实感受到了“四面围堵”。

　　用一些温州煤商的话说，他们遭遇了生存危机，正处风头浪尖，国家也严命五类矿井停产、四类矿井取缔，而温州煤商的煤矿，大多在此列。

　　温州煤商们抱怨，一些人将他们视为蝗虫，将他们妖魔化了，“我们绝不接受温州炒煤团这样的说法！”

　　最大的输家变赢家

　　“温州煤商分为前后两批，要走近他们，首先必须弄清其人员结构。”阎敏才打开了话匣子。

　　他介绍，第一批温州煤商早在上世纪80年代进入山西，多是温州苍南县及平阳县的井巷工程公司职工。1980年代是山西新建煤矿的高峰期，而温州掘进队伍技高一筹，迅速占领了山西煤矿井巷掘进市场。当时，山西境内从统配煤矿到地方矿，从乡镇煤矿到民营矿，几乎所有新建、扩建矿井的井巷工程都由浙籍施工队伍(90%是温州的)承担。

　　1990年代初，煤炭市场即将纳入市场机制，一些富有市场开拓意识的温州井巷工人开始尝试承包煤矿。

　　“但相当一部分人却是被逼承包的。”阎敏才介绍，1990年代，煤炭市场持续低迷，山西省出现“有煤卖不出，卖出讨钱难”的窘迫，那时候，山西省各界出省推销煤炭，谁买了山西的煤就算给了很大的面子。

　　“大矿都生计艰难，小矿更是举步维艰，不少乡镇矿、村矿停产。新建矿井逐年减少，掘进市场随即萎缩。不少矿付不出井巷工程款，更无资金添置生产设备，地方矿主便将采矿权交给温州井巷工程队，顶替工程款。”

　　当时有“大包”和“小包”之分，“煤市看不到前景，山西人急于脱手，将煤矿低价转给温州人，当时十几万元就可以拿下一座年产量10万吨的矿，也就是大包，地方矿主只管收钱，温州人挖15万吨一年，20万吨一年，他根本不管。”

　　胡育林被认为是这批人的典型，据悉，他1987年开始在大同承包经营煤矿，目前在山西省已经拥有六七家煤矿，资金已达1亿多元，甚至在宁夏、贵州的开采网络也已撒开。

　　但当年的日子确是非常惨淡，煤商周时选说，他1999年承包了一个矿，1吨煤开采成本30元，售价20元，不生产亏，生产更亏。

　　“很多温州煤老板苦不堪言，煤矿无法脱手，只好硬挺着。”阎笑称：“市场是公平的，周时选他们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2001年煤市开始复苏，煤价飞涨，用一夜暴富形容不太确切，但他们确是由最大的输家变成了最大的赢家。”

　　第二批温州煤商基本是在2002年后入晋的，占在晋温州煤商人数的一半以上。煤炭市场经历特困期后逐步复苏，尤其是随后两年的能源危机，电荒、煤荒困扰全国，大量以前从事其他行业的温商开始把目标聚焦到山西煤炭。

　　温商中传说着这样一个细节：2002年，浙江省省长北上求煤，长驱山西、内蒙古等地，但收获寥寥。这在温商中反响强烈，其强烈的市场信号，刺激了相当多的温商前往山西。

　　“温州平阳一带皮革业发达，但污染严重，随着政府治污力度的加大，皮革业成本增大，不少皮革商纷纷撤出资金，四处寻找钱生钱的机会。”

　　原先的井巷包工头摇身变为家缠万贯的煤老板，这样的消息迅速传回温州，煤炭的巨大的利润空间有如一块巨大的磁铁石。大量苍南、平阳人涌至山西，在晋城仅来自平阳水头镇的煤商据说就有近百人，投资高的可达七八千万元。

　　记者了解在晋温州煤商多是家族成员或朋友集资，组团入股购买煤矿，也有通过民间借贷，也就是地下钱庄的，还有抵押房产向银行贷款的，山西人对温州人的这种大胆很是钦佩。

　　但阎敏才说，这批人纯属外行，是纯粹的投资客，很多对煤矿生产一窍不通，因此，他们便高薪聘请专业人才。最典型的就是陈德伟。据说，这个目前仅有31岁的小伙，2003年携带1亿元的资金前往山西，成立了山西育材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由于没有煤矿从业经验，陈自己并不参与煤矿开采，生产任务由高薪聘请的矿长负责，陈德伟在山西沁水县投资的煤矿正是如此，据说其所聘的矿长年薪高达百万。

　　目前仍有温商陆续来晋买矿，但势头明显削弱，因为投资煤矿的成本和风险都已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