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在重重危机中闯荡的男人——枪是他最亲密的伙伴，哪怕入睡的时候也要上了膛在枕下陪伴着；即便周围没有人，他的神经也不能松懈，因为那些蚊子，它们吸饱了血几乎有苍蝇那么大，其中70%带有登革病毒和疟疾病毒……

　　还好，他终于从东帝汶平安回来了。昨天下午2点，那顶天蓝色的贝雷帽，出现在众人翘首期盼的目光中。作为浙江省边防总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一人，郭伟在历经整整1年零7个月的维和生活后，终于踏上了浙江的土地。早报2004年5月14日刊发报道《睡觉时枕头下放着上膛的枪》，记者通过E-mail和QQ对话宁波籍联合国维和民警郭伟，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维和穿的还是“自家”警服

　　一见到郭伟，大家最好奇的还是他神气的蓝色贝雷帽。虽然胸前和手臂上都有联合国标志，还别着联合国徽章，但看上去好像跟中国警服区别不大，就连肩章、领章都一样。有记者忍不住提问，郭伟指了指衣服上的五星红旗标志，一下子就笑了：“这就是稍稍改装过的中国警服，头上戴的是贝雷帽，但胸前还扛着五星红旗呢。”

　　郭伟胸前的三块荣誉奖章更是大有“来头”：一块是代表着联合国维和警察最高荣誉的勋章；一块是东帝汶当地警察局颁发的友谊勋章；还有一块则是归国后，由公安部外事局授予的中国维和警察荣誉勋章。郭伟说，与赴海地的防暴警察不一样，这是公安部首次向维和民事警察授予荣誉勋章，十分珍贵。

　　郭伟说话的声音有些沙哑，听着像是感冒了。他说，这是因为刚刚从终年高温酷暑的东帝汶回到国内，而且这几天气温不高，一下子适应不了，喉咙就出了点小症状。让大家奇怪的是，郭伟的胳膊晒得黝黑黝黑的，但脸却要白皙很多，这是为什么呢？他伸手看了看，笑得有些不好意思：“东帝汶阳光很强，出门常会戴上挡光的帽子。但手上已经涂了防蚊水，再抹一层防晒霜太麻烦，就光顾给抹脸上了。”

　　竞聘当上维和警察队长

　　去年6月，郭伟在来到东帝汶边境地区博博那罗(Bobonaro)近7个月后，由于表现出色得到了上级认可，通过竞聘后担任了所在地区边防维和警察警务顾问队的队长。

　　东帝汶的警察系统是一支刚刚成立不久的年轻警队，许多警察缺乏基本的教育、培训，执法不当的情况时有发生，作为警务顾问的工作就是对当地警察部门进行有效的指导、培训等。郭伟所在的地区在这一年半多的时间里，发生了大大小小上百起的边境枪击、谋杀、非法越境、走私等案件，每一次他都尽可能地赶到现场，向当地警察提供指导和帮助。

　　当地地形复杂，路况条件极差。在这些山路上行驶时，常常可见路边竖着的十字架，据说都是为了纪念那些摔下去的车子和人员。郭伟说，在他工作的地区就曾有两辆维和部队的车子掉下山崖，致使6名维和士兵牺牲。

　　妈妈还不知道他得过登革热

　　“在东帝汶，高温和路况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大的问题是蚊子。”虽然一向小心，再热也用长衣长裤和高筒皮靴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还要涂上一层层的防蚊水，但郭伟还是没能躲过可怕的登革热，尽管他没告诉妈妈。

　　去年5月的一天，郭伟发起了近400C的高烧。可医生给开了退烧药后，就让他“自生自灭”去了(“登革热”是一种由登革病毒引起的地区性流行急性传染病，死亡率一般在0.1%左右，但在东南亚某些地区有时高达30%至40%。登革热通过蚊虫的刺叮吸血传播，目前尚无治疗及预防登革热的特效药和疫苗，只能凭身体素质抵抗过去)。

　　整整一周，他每天躺在自己只有两三个平方米的小房间里，高烧、呕吐、眼眶深陷，只能凭着自身的抵抗力和意志，苦苦撑着。一周后，高烧终于退下去了，但登革热让他元气大伤。此后的一个多月里，郭伟的身体一直很虚弱，时不时冒冷汗、头晕，几乎吃不下饭。

　　很长一段时间里，郭伟的体力不允许他在东帝汶崎岖的山路上开车，但为了不耽误工作，树立中国维和警官的良好形象，他还是坚守在岗位上(当时早报编辑部曾想找中医给他寄些清毒的草药，郭伟说，这个包裹即使能幸运寄到，到他手里至少也要两三个月后)。

　　郭伟说，回国了，他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也巴望着早点吃上妈妈亲手做的剁椒鱼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