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岁的陈法庆是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仁和镇奉口村的农民。一个月前，他因屡次状告当地政府环保部门行政不作为，并向全国人大提出环保公益诉讼立法建议书，而获得中国首个民间环保奖———阿拉善SEE生态奖的特别奖。

　　田桂荣，在1998年以前是河南新乡做电池小生意的一名农妇。最近出版的《新世纪周刊》刊文说，自从无意中看到一篇关于电池污染的科普文章后，她从卖电池的变成专门收集废电池的，尽管几年累积的70吨废电池耗尽家财，她仍然乐此不疲，又筹建环保协会，办起了环保网，最后，干脆连企业排污之类的事情也管，报道称她是“民间环保‘花木兰’”。

　　5月19日，本报华东新闻版报道了浙江永嘉珠岸村创建“中国首个无塑料袋试点村”的消息。活动发起人是该村村民陈飞。从2002年起，陈飞自费7万多元到全国各地倡议消除白色污染，从今年3月开始，又在村里挨家挨户宣传，并与他人出资订制了3万多只环保纸袋。

　　民间环保组织和环保志愿者，近两年来，通过“怒江水坝叫停”等新闻事件，越来越多地走进了公众的视野。他们从社会公益立场出发，或自发组成团体，或单枪匹马，关注社会环保生态，宣传绿色环保理念，从事环保活动。一般来说，他们掌握相当的专业知识，有着良好的受教育背景，一般来说，也具备一定经济实力，这使得他们有条件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环保公益事业中去。

　　但上述三位人物引发我敬意的，还不仅仅因为他们是环保志愿者，更因为他们都来自同一背景下———乡陌村野。或许，不单是我，还有更多人为农民与环保志愿者这两种身份的重合而感到惊奇，甚至猜疑。在有些人的印象里，短视、抠门，总是落后于时代的进展，注重“老婆孩子热炕头”，受“一亩三分地”的利益驱动，是农民的标志性特征，与志愿者自觉自愿舍弃个人私利、关注公益事业的高尚有着不小的距离。但是，陈法庆、陈飞们把诸如“小农”此类概念化的标签一把扯得粉碎，就像田桂荣所言：“以前是找不到自己的舞台，现在找到了舞台，找到了自身的价值，就像人生找到航标一样，要一直走下去。”并不关乎自己的直接利益，但对大家的环保事业富有如此使命感和责任感，谁还能对这样的农民说个“小”字？

　　田桂荣们的故事，不禁让我想起曾经在沂蒙山区采访过的一群“赤脚律师”。他们热衷于用自学的一点法律知识，帮助乡邻与不合法的行政行为抗争，几任镇长都被告上了县法院的行政庭。与环保志愿者一样，他们这样做完全出于道义和热心，不收取任何费用———仅有的例外是一群石匠打官司讨回了工钱，为感谢“赤脚律师”，帮他垒了垒果园边上的石堰。

　　农民，这个被许多人认为倾向于保守的群体，有时就是这样，总能出人意料地冒出一些拔乎其类的“异己”，把某些眼镜打碎。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我们的生活习惯于划一整齐的节奏和方式，对大异常人、非我族类者总是自然而然地投去审视和惊疑的目光。环保志愿者在思想和文化氛围相对欠活跃的农村出现，并生活得有滋有味，活出了“自己的舞台”，也正说明我们的社会越来越能够给他们足够的生存空间，保持价值观念的宽容环境。

　　是的，一个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就是在政府、法律、舆论这些常规的主流构架之外，有着健康发展的多样化社会生态。从某个角度看，农民环保志愿者出现得越多，我们这个社会保持和谐与活力的前景，就越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