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和谐音符

　　以电力而论，过高的投资增长速度加剧了资源的瓶颈制约。据统计，仅2004年上半年，浙江由于拉闸限电而少用电量为48.2亿千瓦时，同比减少用电量140%。据浙江省企业调查队对杭州、温州和湖州市187家规模以上的工业、建筑业和流通企业的调查，2003年以来电力等能源、原材料紧缺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已产生较大影响，其中有40.1%的企业认为影响非常大，52.4%企业认为影响大，仅有7.5%的企业选择“影响不大”。电荒给钢铁、水泥等原材料行业也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仅杭州地区的水泥厂，停电一天的产量损失大概为3600吨，以目前380元/吨计算，每天损失就高达136.8万元。电力紧缺成为目前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主要问题，成了这个经济强省当前面临的最大尴尬，“买电”甚至已成为当前浙江省政府和省电力局目前最重要的一项工作。

　　再如，尽管处于东南沿海，有“江南水乡”之称，浙江省的水资源仍显得相当缺乏。全省多年平均年径流量为937亿立方米，人均径流量为2073立方米，低于全国人均径流量2250立方米/人。目前水资源费太低且水价形成机制不合理，以至于企业对水资源的利用率不高，据浙江省水利部门估计，目前浙江平均水资源利用率只有21.34%。由于排污的负外部效应没有内部化，企业没有动力去净化污水，使得工业增长产生了更多的污水，造成了大量水体被污染，必然加重水资源的供需矛盾，也加大了对环境的压力。

　　浙江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是典型的高投入高产出的粗放型增长。单位产品能耗高、能源利用率低是当前浙江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特点。作为经济大省和能源小省，如果粗放型的增长不得到实质性改善，浙江经济发展将越来越受到资源瓶颈的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说，“要素荒”的出现可以说具有必然性。

　　资源瓶颈是一连串事件

　　更深入地考察，粗放的增长方式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资源瓶颈的问题，而是“一连串事件”。换句话说，如果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再生产不能只是外延的扩大，而向内涵型转变才是问题的根本。从长远来看，如果不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不降低能耗率，不改变增长方式，浙江经济将越来越受到资源瓶颈的约束，也不可能有一个可持续性的发展。

　　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是，尽管浙江经济总体上发展趋势良好，城乡居民收入维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但是居民收入的差距却在逐渐拉大，低收入家庭生活困难。

　　从城乡收入差距看，1998年以来一直呈现扩大趋势。2003年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达到最高，为2.43﹕1。2004年虽然稍有缩小，也高达2.39∶1，远高于1985年的1.65∶1。

　　从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看，2004年浙江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达到0.3587。农村最高收入家庭人均纯收入是最低收入家庭的6.2倍。2004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家庭比重仍达到59%，还有8.3%的家庭人均纯收入在2000元以下。

　　2004年，浙江省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达到0.3245，高于2003年的0.3046。高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的倍数由2003年的4.65倍扩大到5.08倍。2004年浙江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4546元，而城镇10%的低收入户可支配收入只有4690元，平均每天不到13元，维持生活困难。

　　完善要素市场：改革未竞之业

　　基本看法是：浙江经济乃至中国经济在整体上依然是维持一种以要素投入为基本驱动力的粗放式的增长。这种增长方式必然导致对资源的过度消耗，使得生产要素供不应求。而这种粗放式的增长方式能够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又是因为政府主导(或不作为)要素市场的运行，人为造成了基本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力的低价。

　　其实，天底下的经济资源，没有不稀缺的。但是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只要价格机制运行良好，就能够将资源的需求和供给调整都均衡状态。可是，分析表明，导致浙江乃至中国的要素短缺反映在市场里的这种“供不应求”的现象，正是因为如土地、劳动力的价格机制没有理顺，现行价格水平过低导致。尽管政府对于要素短缺的问题采取了种种解决措施，但是，这种措施更多的只是行政性管制手段，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大的可能是使得将来的经济增长无以为继。

　　可以认为，政府对要素市场价格机制的扭曲，使得要素价格过低，事实上政府就是创造出来了一块“租金”，典型如土地市场——与政府有着紧密关系的企业就能拿到便宜的土地，企业必定会设法来占有这块租金。而由于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价格过低，使企业能够实施高消耗的扩张模式，从而又导致能源、水等要素的供不应求。

　　中国自1978年以来走上了艰难的转型之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渐进改革，市场体制在各个领域逐步建立。但是至今为止，这场已经持续了20多年的转型转的并不彻底，产品市场固然已经初步建立，但是其上游市场即要素市场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存在大量的半拉子市场。可以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还远未完成。

　　早在1996年，中央就已经提出要转变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迄今已近10年，但是增长方式没有根本性转变。究其原因，是因为土地、劳动力等主要生产要素价格过低，企业有内在的激励来投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改变这种状况的惟一的办法，就是政府退出要素市场，切实承担提供公共物品的责任，建立“好的市场经济”机制。

　　比如在征地过程中，农民对征地价格的确定根本没有发言权，甚至在征地事项全部决定以后农民还根本不知情，也就是说，农民作为土地使用权的所有者对土地的转让根本没有发言权。如何切实保障农民的基本权益，落实农民对土地的产权主体地位，是根本绕不过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