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两度设限，欧盟“特保”调查，国内先后调整纺织品出口税率———一连串的政策利空让“红五月”成了纺织企业的“灰五月”。严格意义上的“纺织品后配额时代”只存在了133天，便随着美国5月13日重新对中国三类服装产品配额设限而中止了。

　　作为纺织大省的浙江，一下子被推到风口浪尖……今天本报出刊的《长三角》专刊，以《欧美高举“特保”大棒浙江纺织如何抵挡》为题，对此进行专题报道。

　　在国际纺织品采购价值链中，中国纺织品生产商处于最底层的那一环，只能拿到1%到8%的利润，而90%以上的利润则属于进口国的品牌拥有者、批发商、分销商、零售商等环节。在纺织企业密集的浙江绍兴县，本报记者王伟健进行了深入调查。一位纺织企业主抱怨：“我们在这个交易中没有足够的发言权，定价权掌握在国外客户手中。如果我不同意，订单马上就跑掉了。”而另一家企业的负责人说法迥然相异：“我不怕别人和我打价格战，因为我有比别人更高的附加值。”他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次逼迫我国纺织业走产业升级高附加值路子的机会，对企业长远发展有好处。在这组专题报道中，同时配发了新华社记者采写的分析文章。

　　在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遭遇贸易壁垒的同时，长三角地区还面临一个同样紧迫的问题：技工短缺。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位知识型产业工人的典型跃入我们的视野，他的名字叫邓建军。在江苏常州，本报记者汪晓东采访了邓建军，探寻他的成长经历和心路历程。上海一家民营企业雄心勃勃，他们计划在江苏太仓建立“长三角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中心”。这家以房地产业为主的企业，准备在蓝领培训领域一试身手。为此，本报记者吴焰与该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进行了交流，话题直指我国技术工人培训体系的软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