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小人物
朱文静:一个人的考场
杭州市第十一中学昨日专门为一位特别考生朱文静启动了备用试场。这位考生去年曾遇车祸不幸受伤,腿骨折至今未愈,行走不方便。而她应试的考场却在教学楼5楼,身坐轮椅的她很难顺利赴考。针对这种特殊情况,经请示上级同意,十一中特别为这位考生启用备用试场,并专门派出两位有经验的监考老师、一位流动监考,为这位考生监考。考前,有关领导和老师还特别对她进行了心理疏导,让她缓解独自一人考试的紧张情绪,并随时准备为她服务。本报通讯员李萍/文刘正阳/摄
倪卡卿:天天6:40上班
在杭州第六中学考场,学校要求老师7:30到校,而倪卡卿早上6:40就到校门口了。
“我昨天一个晚上都没睡好。当了这么多年的老师,这还是第一次。今年是我们学校第一次‘送考’呀。”和普通的家长一样,倪卡卿坐在学校边上的街沿上,接受记者采访。
倪卡卿是杭州建人专修学校的老师。其实不但今天如此,她基本上是每天早晨6:40就到校了。因为家住得远,每天要倒两趟车才能到校,所以倪卡卿每天早晨最迟6点就要从家中出发了。“我要以身作则呀。”但到了晚上她就惨了,“我只好对同学们说,我对不起大家了,我再不走就没车了。”其实那时已经是晚上9:30。就这样她也不一定能赶上10点钟的车。“晚上车少,基本上是半小时一班,有时候到家都11点了。等车等到脚都痛了。”其实,家里人都是反对倪卡卿继续这么辛苦地工作的,毕竟她早已过了退休年纪的人了。但倪卡卿总觉得自己还能为同学们再做一点事。
倪卡卿笑嘻嘻地说着这些。坐在她边上的是她学生邹颖的妈妈:“倪老师真是很好的人。”倪卡卿满意地说:“我的学生和我都很好的,都把我当奶奶、外婆。去年高考分数揭晓的那个晚上,我接了四五十个电话,都在大叫——倪老师,我多少多少分!我先生把电话捧到了饭桌上,让我能把饭吃完。那天,电话一直接到后半夜2点。同学们都说电话打不进来呀。”本报记者陈骥
尉国强:我一直压抑着
昨天一早,爸爸尉国强不早不晚扣着时间,8点半左右把儿子送到了杭州第十三中的考场,目送着儿子进去后,还在门口张望着,直到9点考场里响起了铃声,大门关上了,他才打算离去。
“相信自己,正常发挥。”这是他在儿子进大门前说的一句话。为了这句话,他想了很久。他说,小伢儿肯定是紧张的,但他不表现出来,我们还能再给他压力吗?他说,孩子已经12年书读下来,这时候,就希望他跟平时一样,发挥水平。
尉国强说,这一周来,儿子一直在家复习,他们夫妻两个完全把儿子看成大人,儿子喜欢篮球,休息的时候看球赛,他们从不反对,他们相信休息和复习同样重要;儿子下午去打篮球,他作为爸爸也就陪着一块儿打;儿子要吃什么,他妈妈就给弄什么。“说到底和所有父母一样,我们对儿子也寄予了厚望。但这个时候,我们能使力的地方就是不给他压力。”
“其实,”这位爸爸悄悄地告诉记者:“我一直压抑着。我平时对儿子是严格的。太多期待,太多寄托,已经让我同样紧张不堪,但我又不能把情绪传染给儿子,我只能压抑自己了。”考试前一天一大早,他发现儿子居然没有盖被子睡了一晚,大吃一惊,不敢给他吃西药,就让他吃板兰根,下午发现没什么事,才算放心下来。
“这就是我们做父母的一张高考试卷,可能还考不过我们儿子呢。”这位爸爸笑着说。本报记者兰杨萍
徐冬妹:打了6年的高考铃
6月7日,上午8:50,杭七中。校长佩戴出入证,在考场来回巡视。教室里静悄悄的,所有考生目视考卷,等待开考铃声。无巡查证的、班主任老师都聚集在门口,翘首而望。
“几点了?要开考了吧?怎么还没打铃声?”临近9点,老师们不断地看表,校门外也不时有家长掏出手机看时间。
负责打铃的徐冬妹却在传达室里,一副两耳不问窗外事的样子。“急也没用,我只看我自己的表。”她自信地抱着双臂。在传达室有三处可以看时间的地方:挂在墙上的钟,她手上的手表以及电铃上的钟。
“铃……”铃声终于响了,试场内划起一道道漂亮的弧线,动笔开考了。此时有的表已走过9点,有的则还不到。
徐冬妹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打铃,8:30的入场铃,9:00钟的开考铃,及11:30的结束铃声。这活儿说小也小,说大也大,全校这几百考生、老师,啥时动笔,啥时考,全得听这铃声。
徐冬妹已经在七中打了6年的铃了,没出过一次错。“别说高考铃声,就是平时上课打铃我也从来没错过。”她扬起手腕上戴着的金色手表,“这是我侄女送我的手表,用了几年了,性能很好,平时很少错时。”临近高考时分,她更加慎重。提前一周开始每天和中央电视台对时间。开考前一天,又将自己的手表和电铃上的钟对了3次时间。“那天还停了两次电,每次停电都得重新对时间。”凌晨12点,她又对了一次时间,然后放心睡下。早上一到校,她又将手表时间和电铃时间对了一次。“所以我才不相信老师和家长们,他们从来不对手表或手机的时间,哪有我的准啊。”本报记者俞熙娜
周利惠:免费送考生
上午9点,几乎是高考正式开始的同时,车号为AT4653的女出租车司机周利惠刚刚接下她这个上午的第3单生意,比往常少了一大半。她说,少做生意,不是因为堵车,而是为了送一位参加高考生。
周利惠是杭州人,家住杭州九堡农居点,帮人家开出租车多年。她的邻居里,有一个在杭州读书的孩子,每天坐401路公交车来回。周大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高考前几天,她特地主动和那户人家商量:“我送你家孩子去学校吧。”
她说,高考很多人一生只有一次,关系孩子的前程,而九堡打车不方便,如果坐公交车,难免会有意外,虽然那是人家的孩子,但自己也是做妈的,能了解家长的心情。
为了送考生,周大姐特地晚出车一个多小时,等到7点45分才从家里出发,而以往,她6点半就已经上路了。
“还好,路上非常顺利,8点20分就到了马市街,孩子在杭十中考试,他爸爸陪着,走一点点路就能到。”她笑着说“中午他们就住香溢大酒店,我跟他们说了,下午考试快结束时,给我一个电话,反正我也要回家,顺路。”
记者帮周大姐算了算,从九堡到马市街的路程,打车费用超过了30元,但她说,少赚点儿没啥,就当自己多休息了会儿,明天,她还要继续送这个孩子,“这不算什么,听说今天杭州大众和客旅的所有出租车都可以免费接送考生呢!”记者林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