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发布的跟踪监测表明，我省农村全面小康实现程度达到58.9%，继续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

　　全面小康社会是一个政治、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这份新出炉的“成绩单”，凝聚着我省各级党委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以及一系列在统筹城乡兴“三农”方面的积极探索，也让我们回头以新的视角去思考：如何让浙江农村在新一轮发展周期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解读浙江农村小康“成绩单”

　　“成绩单”的几个关键数据

　　【83.4%和83.5%】

　　这分别是2004年浙江农村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方面的全面小康实现程度。

　　从农村全面小康六大评价体系看，浙江农村在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方面得分最高，两者分值之和占了总得分的73.7%。显然，浙江农村全面小康能走在全国前列，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是个强大的支撑。

　　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首先体现在农民的收入高。2004年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已达到6096元，连续19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

　　省农办副主任邵峰这样分析我省农民的收入构成：来自农业经营的收入占20%左右，来自非农业的收入占72%，另外7%至8%是转移性收入。2252万农村劳动力中，从事农林牧渔者只占36.7%，这在全国是最低的。

　　邵峰分析说，浙江省发达的块状经济、城市化进程加快、中心集镇的崛起，使农民有更多就业和致富机会，农业外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主渠道；此外，通过结构调整、加快科技进步、品牌促销等，我省农业的效益不错，相应收入提高；更重要的是，在浙江农民的收入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资本经营性收入。据他估算，全省农村有108万家大大小小的乡镇企业，90多万户个体工商户，100多万名“田老板”即农业专业大户，还有三四百万在省外乃至国外闯荡、投资的农民。这样的一个就业结构，使我省的农民收入高于国内其他省区，并呈持续增长。

　　收入高，也是决定生活质量高的重要因素。从2003年到2004年，我省农村恩格尔系数连续两年低于40%。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0%至59%为温饱，40%至50%为小康，30%至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我省农村总体上开始进入富裕型或者说享受型社会。2004年，农民的消费结构开始出现升级，旅游消费、教育消费、交通和通讯消费开始呈现较快的增长，除了洗衣机、电冰箱等大件商品外，家用电脑、私人轿车也开始在农村崭露头角，每百户拥有量分别达到6.93台和1.33辆。

　　生活质量高，还体现在居住质量的上升和居住环境的改善。在浙江农村，2004年每100户农民家庭，就有87户人均居住面积在25平方米以上，近一半家庭住上了钢筋混凝土结构和砖木结构的住房；近7成农户用上了自来水和使用清洁能源，超过五成的家庭有卫生厕所。而省委、省政府开展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更是让农民的居住环境得到切实的改善。

　　【7.1年和41.5%】

　　2004年浙江农村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1年，仅相当于初中二年级水平，是全面小康指标中实现程度最低的。而社会发展方面的实现程度为41.5%，比上年只提高了4.1个百分点。

　　长期以来，农村的基础教育为高等院校提供了相当数量的优秀生源，但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回农村工作的为数不多。虽然近年来，浙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农村基础教育，加大了对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力度，但随着农村城市化建设的加快，户籍制度的逐步放开，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这使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始终成为一个老大难。在我省农村全面小康“成绩单”上，人口素质大大拉了后腿。

　　在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中，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和农村养老覆盖率占了相当比重。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制约，浙江省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滞后，2004年农村养老覆盖率的实现程度只有19.4%，是全面小康指标体系实现程度较低的指标之一；农村合作医疗尽管参保率上升较快，但面临资金筹措难、农村医疗资源缺乏、机构设施落后、从业人员业务素质低下等问题。

　　在保障农民最低生活保障上，浙江省率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从2001年10月起正式施行的《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办法》规定：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其户籍所在县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村民，均有从当地人民政府获得基本生活物质帮助的权利。但保障水平农民远低于城市居民，据统计，城镇居民平均每月180元，而农村村民只有95元。

　　省农调队有关负责人指出，事实上这两个数据集中反映了长期积淀的“旧账”。而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也间接影响了总体水平。此次，省农调队首次用新标准对全省11个设区市的农村全面小康进程进行了测算，发现11个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最大，实现程度高低相差79.3个百分点，社会发展水平、生活质量的实现程度高低分别相差48和38个百分点。

　　省发改委2004年底发布的首份《浙江省社会发展报告》称：从区域及城乡结构来看，我省社会发展存在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双重不平衡现象。与城市相比，我省农村的社会事业发展是“短腿”中的“短腿”，而且就这“短腿”依然存在区域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