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中国最具有商业头脑的温州人在欧洲遭到越来越多的抵制，直至发生西班牙埃尔切烧鞋的恶性事件。尽管温州人中国式的超凡商业能力打败了欧洲同行企业，但是引发的文化冲突也许最终将打败自己。

　　2005年1月1日，欧洲影响力较大的华人报纸《经济时尚导报》发表了社长陈芒撰写的首页文章《警种乍响：西班牙焚鞋事件给我们的警示》。该文章认为，中国商品的价廉物美是建立在一流的设备和管理以及廉价劳动力优势之上的，它符合商品竞争的规律，当年西班牙的鞋子也是凭借价格低廉打入美国市场的。现在的埃尔切市的制鞋业是由于不合理的经营方式和产业结构而导致落后的。就算是没有中国人来冲击，也会有泰国人、越南人来冲击。

　　但同时，文章也指出，“西班牙焚鞋事件发生以后，许多华人媒体都提到入乡随俗的话题。”与那些世界级企业在进入国外市场之前大力研究当地文化和风俗的做法相反，中国商人在欧洲不符合当地风俗，招惹当地人侧目的事确实不少，违法经营的事件也屡有发生。“少数同胞在欧洲举止过于随意，表现令人失望。你守时，我就迟到；你安静，我就喧哗；你整洁，我就厕所纸巾满地扔。一个中国大款在意大利的一家高级商场里吸烟，店主劝说无效，只好派一个专人手持烟灰缸跟随他。”作者认为，现在欧洲发生的很多纠葛中国人的事件已经是这种对中国商人行为不满的延伸。

　　从越来越多的针对向中国商业的反倾销事件，直至恶性的西班牙埃尔切烧鞋事件，在中国大步融入全球经济的进程中，将会遇到的不仅仅是市场、法律、政策等方面的冲突，更深层次、更为激烈的文化冲突将难以避免。而且文化的冲突不仅仅是发生在单纯的商业领域，随着中国商业移民越来越多地嵌入国外社会生活，这种冲突将是全方位的。

　　有专家表示，当前温州许多民营企业正面临着成长性障碍。为了突破成长性瓶颈，温州一些民营企业纷纷通过扩大商品出口、加强国际合作、中外合资经营和直接对外投资等途径，走上了国际化的道路。但是在这一国际化过程中，他们既遭遇了激烈的利益冲突，也面临着难以避免的文化碰撞。

　　文化的冲突

　　在温州，很多人认为西班牙的大火是无法避免的，不是西班牙肯定还会有其他地方。

　　“以前欧洲鞋厂都宁愿到温州来下单生产。等我们到了西欧，他们所面临的危机感更加大，我们感觉到这个大火迟早是要烧的。”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秘书长朱峰认为，价廉的鞋子销售迫使很多欧洲的鞋厂开始倒闭。据了解，2002年西班牙有12家制鞋厂破产，2003年有14家破产，2004年上半年已经有26家厂家破产，企业的员工开始大规模下岗。

　　但是这决不是简单的经济利益冲突，因为西班牙面对的商业竞争不仅仅是来自中国，这样的极端事件背后更多的是文化的冲突。

　　温州人作为中国市场经济最早的先行者，在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体制罗网下能够杀出一片新天地，靠的是灵活变通，不守规则，打擦边球，冒险胆大的秉性，这些东西已经深深植入温州人的灵魂，成为温州甚至是中国的一种社会文化。

　　在这样文化下孕育的温州人行为方式与欧洲人迥异，欧洲人习惯于依据规则，而温州人在经济行为中碰到事情，想到的首先是事在人为，没有什么框框。

　　也正是这点，温州人在欧洲市场纵横天下，一些欧洲企业难以招架。

　　浙江霸力集团总裁王跃进说，“我们温州人的拷贝能力是非常强的，可以学习你的管理模式，包括最新的流行款式。他们对这样的方法是根本吃不消，我们一个工厂进入他的市场，他要5个工厂倒闭。”

　　王跃进将温州人在鞋业进军海外概括为一种“拷贝”开始的时候是学习参观，买他的技术、设备，设备要教我怎么用，材料要教我怎么用，买软件要教我怎么设计。然后我还会考察与制鞋相关的机械化工行业，用一些“内应”，让他们把这些当地鞋子最好的皮革给我，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研究他们，把产品做好后销售到他的市场。

　　“温州人都很精明的，上个月在国外是两个货柜，下个月就可能增加了，而且都是不声不响地在那里做，以至把老外的摊位买过来或者租过来。”温州东艺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国荣说，“只要从他的市场挤进去就有个价格差，我们本身在生产的时候已经赚取了，到了那边更能赚钱。”

　　在欧洲，很多人对中国人做生意最常见印象竟然是非法，好像是被黑手党一样的组织所操纵的。

　　德国移民问题研究专家阿皮兹教授认为，这种看法部分是由媒体的报道所致，部分确实是人们的直观感受。例如在对西班牙焚鞋事件的报道，大部分欧洲媒体都对温州伪造高档商品的不良名气予以了强调。此外，它们也对中国商人不尊重商品的专利价值，唯利是图予以了大量的描述。同时，在欧洲的华人企业家族式的管理和发展模式，也让欧洲人在直观上感到难以理解和接近。

　　自我封闭的群体

　　温州人的商业经营方式不被欧洲人所理解是必然的，因为这完全是一种中国本土文化所孕育的，而且在欧洲的温州人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群体，他们与欧洲人彼此有着一层厚厚的隔阂。

　　一般来说，中国商人在欧洲的发展史大都是沿着一条餐厅——杂货店——倒买倒卖贸易的发展轨迹。出于成本、安全等因素的考虑，他们的雇员很多都是非法移民或难民，他们的工资水平往往只有雇用本土居民所付工资的一半，甚至更低。

　　在这样的环境中，大家都意识到必须依靠建立这个圈子内默认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来维持彼此的共同生存。而这些来源于中国社会文化内部的道德约束和潜规则往往超越了所处社会的法律准则，以一种内在文化的合法性，一种习惯法代替所处社会的法律合法性，比如义气、道义等约束对方。这自然就很容易形成一种帮派意识和团伙作风。

　　温州移民在异域始终处于一种“少数族群”，他们无法进入当地主流社会，也不愿意主动进入，即使在做生意的时候，也是派其中一两个能够与当地人沟通的人负责商谈各种订单等，其他人只在温州人的圈子里面生活。

　　温州人在国外的这个圈子往往由一两个语言比较好的人专门做沟通，负责和外面联系包括谈论价格，订协议，发货渠道等，谈下来以后拿给温州人来做，老板、工人到机器所有的都是温州人圈子的，相当于把温州人搬运了一批放到了欧洲。生活在这个圈子，他们根本不用出去和别人打交道。国内温州人玩“双抠”，他们也玩，老板和工人白天做工，晚上就在工厂里打麻将。

　　必然的冲突

　　彼此缺乏理解与交流，冲突也就是必然的。

　　温州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认为，在欧洲，当地人已经形成一种如火车道一样定式性的、轨道性的、滚动性的节奏，这样一批温州人进去就是把这样的一种惯性的东西给打乱了。温州人敢于赚钱，在无奈的情况下走变通，是一种中国文化传统塑造的商人，这样中国特色塑造的商业文化与一种成熟市场经济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

　　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副局长李成钢说，“我们在国际贸易中竞争有时显得过于直白，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你价格一百，我们一上来就报五十，让人家有一种坐在过山车上一样的失重的感觉。人在失重的状态下就会有一种强烈的自我保护愿望。”。

　　不仅是商业上，中国人还越来越大地影响到当地人的社会生活。如法国巴黎十一区原来的服装店铺都是犹太人、意大利人、法国人开设的，但是后来他们看到周围全部是中国人，就慢慢退出来了，让给中国人开。以前本来就不是服装街，现在变成了热闹的服装街。晚上运送很吵闹，于是居民向法国政府控诉，他们的睡觉受到了影响。

　　意大利米兰的一些人抱怨温州商人：这么多人到我这里来干预我们，店开了这么多，我们的生活已经受到排挤。

　　在欧洲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个百年的咖啡店，最终温州人看到地段非常好，就将其租过来，改作服装店。这在欧洲人看来，是中国人破坏了他们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