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偷了一辈子，这次走投无路，以为是老天给的报应，没想到救我的人居然是看守所里的管教民警。我已经61岁了，但看守所给了我新的生命，这恩情是我一辈子也报答不了的，我一定要重新做人！”一说起杭州铁警，张松鹤激动得连说话都颤抖了。

　　如今，他在武汉市江汉区福利院生活了两个多月了，他说福利院的条件挺好，饭菜不错，还能每天看电视，现在他已经能用左手自己把饭菜送到嘴里了。

　　张松鹤之厄运

　　服刑期突发脑溢血

　　去年8月，张松鹤在列车上扒窃了一名旅客的钱包，里面有1400元钱。

　　就在他窃喜的时候，铁警已经亮出了手铐。因为盗窃罪，张松鹤被杭州铁路运输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关押在杭州铁路公安处看守所里。

　　到了12月，杭州的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毫无征兆地，张松鹤忽然间就倒地了。管教民警和狱友们都吓了一跳，虽然张松鹤高高瘦瘦，但身子骨看上去还是挺硬朗的。张松鹤在第一时间被送到省监狱中心医院后，医生诊断为突发性脑溢血，需要开颅手术。经抢救治疗，张松鹤终于捡回了一条命，但留下了右半身瘫痪的后遗症，吃饭、大小便都不能治理，一直在医院进行康复治疗。

　　对这么一个半身不遂的老人，刑满释放后该如何安置，成了看守所和检察院面临的一个难题。据张松鹤说，他自小父母双亡，跟着一个堂叔生活，但堂叔也早已过世，就剩下了他这么个孤老头。

　　没直系亲属、没住房，也没工作，对这样一个“三无”人员，是否可以根据属地原则，作为孤寡老人请原籍地民政部门收留他呢？根据判决书上所留的张松鹤的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民生路9号”，看守所多次电话联系当地派出所，但得到的回音都是“查无此人”。

　　病床上办了释放手续

　　3月28日，是张松鹤刑满释放的日子。他的状况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虽然生活不能自理，但他头脑清醒，而且左手也能比划着写字了。可他躺在浙江省监狱中心医院的病床上，望着天花板，一点也开心不起来。张松鹤很清楚，刑满释放了，看守所就没有义务照顾他了，没住宅，没亲人，甚至还没户口，这病老的后半生怎么过啊。

　　这天一早，看守所派了两位管教民警，到医院为张松鹤办理释放手续，他哆嗦着左手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让他意外的是，民警办完了出院手续，又重新替他办理了入住普通病房的手续，还雇请了一名护工专职照顾生活。其实，早在半个月之前，驻所检察室就与看守所协商，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必须在刑满当天依法释放张松鹤，杜绝超期关押。

　　民警让张松鹤在医院安心养病，并表示看守所一定尽力让他得到妥善安置。

　　铁警千里寻踪

　　几万张户籍卡找不到他的名字

　　3月28日下午，一拿到张松鹤的释放证明，杭州铁路公安处法监科王少伦警官和杭州铁路看守所的驻所检察官周渭林就踏上了前往武汉的火车。

　　3月29日上午，两人一下火车，就直奔武汉市公安局户证处。如果无法证明张松鹤的原籍地在武汉，当地民政部门就不能接收他。一听说张松鹤的情况，武汉市公安局引起高度重视，让他们先去江汉区公安分局户证科查一查。

　　在江汉区公安分局偌大的档案室里，两人翻阅了一本本厚重的档案记录。“老周，这个张松鹤很可能就是我们找的。”外边天都快黑了，王少伦喜出望外地翻到了一张发黄的小卡片，上面的字迹隐约可辨，这是1977年4月20日张松鹤迁往湖北沙洋农场的一张注销户口底卡。虽然没有照片，但从年龄上判断，却是最接近张松鹤本人的一个。

　　两人立即与当时注销户口的琴断口派出所取得联系，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些资料已经不复存在，无法继续再查找下去了。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一下子又断了。

　　介于情况特殊，武汉市公安局打算先给张松鹤办个临时户口，在没找到底卡之前暂时挂靠一下。但武汉市民政局却提出了异议，坚持必须看到原始凭证。

　　第二天一早，王少伦直接找到了张松鹤以前判决书所载明的住址：江汉区民生路9号。一下车，两人就傻眼了，原来的居民房早被江汉区广播电视大学给取代了。没办法，只好找到了辖区所属的民权街派出所。

　　“你们可真有心啊，大老远跑过来帮忙找户口。”管户籍的老民警说杭州方面几次打电话过来查询，他已经翻了五六遍档案，都没有发现。连着两天，王少伦和周渭林两人从一大早查到晚上，翻阅了几万户的户籍底卡，始终都找不到张松鹤的名字。

　　找到了张松鹤的远房侄子

　　不得已，两人在武汉民警的陪同下跑到了老居民区里，把六七十岁的老人都召集到了一起，给大伙传看张松鹤的照片，希望有人可以认出他来。

　　“这个人我有印象，他小时候在航运公司的宿舍里住过，他的一个堂侄叫张必明，今年也有50多了吧，就住在这一带。”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认出了张松鹤。

　　“我的远房叔叔张松鹤？”对张必明这个1968年就下乡的老知青来说，张松鹤的名字实在太遥远了。他隐约记得，张松鹤是爷爷收留的一个孤儿。因为小偷小摸，张松鹤念完小学不久，就被送强制劳教了3年。上世纪70年代，张松鹤又因为在武汉市邮政局门口偷了辆自行车，判了7年刑。他的印象中，张松鹤这辈子不断地在监狱里进进出出，有时劳改出来也偶尔到家里来坐坐。但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就再也没有张松鹤的音讯了。“你们的老户口本里，有没有他的名字？”

　　张必明摇了摇头。

　　“那他有没有票证？当时买粮、买布都必须有票证，不然他怎么活呢？”张必明回忆，当时爷爷在长江航运公司工作，一家人生活非常艰苦。张松鹤没有配发的票证，爷爷有时就从单位里包点剩饭出来，带给他吃。

　　王少伦两人又回到民权街派出所，从张必明爷爷张高美的名字入手，一直到晚上11点，终于找到了张高美的户籍底卡。

　　但他们又一次失望了，张高美的户籍底卡里还是没有张松鹤。

　　究竟是哪个环节出错了呢？

　　41年前就把户口给丢了

　　整整回忆了两天，张必明忽然记起来了。

　　“在我10来岁的时候，我们一家曾经搬过一次家，是从马路对面搬了过来。”1964年8月，张高美一家从民生路112号搬到了民生路9号。

　　这时，王少伦两人才发现，原来一条街的两边分属两个派出所管辖。逢双的门牌归花楼街派出所管，逢单的就归民权街派出所管。

　　在花楼街派出所里，两人翻出了上世纪60年代的档案材料，从上午一直翻到了下午3点，连午饭都没顾得上吃，终于找到了这张户主为张高美的卡片，上面清楚地写着“张松鹤”三个字。

　　根据法院的原始档案记载，1963年张松鹤因偷窃被送去劳教，直到1966年8月才回来。王少伦分析，张松鹤劳教前户口被注销，这期间，张高美一家因搬家而迁移了户口。而张松鹤出来后，就一直没有去恢复户口。

　　也就是说，早在41年前，张松鹤的户口就丢了。而后来的每一次判刑，法院都是以第一次判决书上的地址为准。

　　有了这张最关键的证明，武汉市江汉区民政局社会福利处最终同意接收张松鹤。

　　落户江汉区福利院

　　今年4月6日，两位铁警用一副担架，将张松鹤抬上了杭州到武汉的列车。一路上，张松鹤思潮起伏，无法合眼。

　　4月7日，在武汉民政部门的直接关心下，张松鹤坐在轮椅上慢慢被推进了江汉区福利院的大门。“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王少伦把一本崭新的户口本交到了张松鹤的手里，落户在“江汉区福利院”。

　　一生之中，张松鹤第一次看到了属于自己的户口本。他老泪纵横，看着王少伦和周渭林，抖动着嘴皮子：“恩人哪，我就差不能跪下给你们磕头了……”

　　近日，杭州铁路公安处法监科收到了张松鹤的堂侄张必明从武汉寄过来的锦旗，上面写着“秉公办事，为民着想”，表达了张家对杭州铁警的赞誉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