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刚刚开始，社会上流传着种种小道消息。有的说，东北沦陷后，日本人将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往了东京，而北京的两套书(宫内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也快要被日本鬼子抢去了。”现任浙江图书馆事业研究所所长林祖藻说，在纪念陈训慈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候，沙孟海等老先生讲起了当时的故事，陈训慈等浙江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冒着生命危险，自杭州到龙泉，再到贵州，再到重庆，行程2000多公里，终于保全这黄河以南惟一的一部《四库全书》。

　　林祖藻说，在浙江，湖州百百宋楼的好多古籍善本就曾被日本人抢走。

　　1994年，著名学者、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毛昭晰在日本京都读到日本学者松木刚的《掠夺了的文化——战争和图书》一书，才知道杭州沦陷后不久，日本的“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于1938年2月22日派了9个人从上海赶到杭州，花了好多时间寻找文澜阁《四库全书》。毛昭晰说，“他们想把这部珍贵的图书劫夺到日本去，但他们的好梦落空了(此时书已经在龙泉了)。”

　　当时任保管工作的毛春翔在《图书展望》1947年复刊第三期《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中描述：“馆长陈叔谅(陈训慈)先生恐阁书被炸，即命总务组赶制木箱，准备迁移。七月末，情势日益恶劣，乃决定迁运日期及地点。日期，定于八月四日。地点，决定富阳渔山石马村赵宅，……八月一日，全馆职员集孤山分馆，点书装箱，至三日深夜装峻。计阁书一百四十箱善本书八十八箱，共二百二十八箱。四日晨阁书离馆，运往江干装一大船。五日午刻，抵达渔山。”

　　1937年8月至1938年3月

　　自杭州到龙泉

　　陈训慈举债搬书

　　陈训慈先生在1938年3月1日有一段对搬迁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过程回忆：“自去年十一月中旬，浙西失利，杭垣垂危，余与省图书馆同仁于十六日离杭，买舟南下。余先赴建德，同仁送至兰溪者旋亦至建德来集。在建德设办事处，治事凡一月。其间又赴杭州运书，一返家乡及杭垣。富阳继陷，建德吃紧。又偕同仁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买舟，循钱江上溯经兰溪、金华，以今岁一月三日达到永康。以此为运书往来金华、丽水方岩间。又派员至建德，运出文澜阁《四库全书》与善本至龙泉。因馆务紧缩，仅存一设在碧湖之流通部。然往来调度亦鲜宁处。其后，又以教(育)部主张，搬迁文澜阁《四库全书》于黔省，洽定车辆，定于三月二十三日起运，于是运书事略告段落。”

　　这200多字的“轻描淡写”，其实字字非同一般。

　　1937年8月，淞沪会战打响，日机时常袭击杭城。11月，日寇登陆金山卫，杭州危在旦夕，而有关部门对文澜阁《四库全书》却撒手不管。

　　1937年11月21日，陈训慈拜访当时的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探询省教育厅对图书馆的考虑安排，当时浙江图书馆归省教育厅管。许回答，杭城仅有三四天可以守，对图书馆迁书一事，“无具体意见”。11月25日，浙江省政府迁到金华。陈训慈到金华找许请示，许仍“未有一定主张”。

　　陈训慈在日记中写到：“教育厅所存节余数万金皆扣不发，今急用搬迁书避难之际，何以墨守官家之不肯负责之办法，置重要图书设备之安全不理，真令人感愤极也。”

　　1937年11月13日和20日，陈训慈数次登门省教育厅，才领到三百元。陈训慈只好四处举债。

　　陈训慈在日记中写道，“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为运书款，绌以向张君晓峰借两百金，自垫二百金，今悉磬。无应挑工的工资，乃往访振公仅借得六十金，应付颇不易……”

　　为了完成既定的工作，陈训慈无奈之中，又在1937年12月11月向省教育厅呈了报告：“……因念如此文物，教育厅不视为本身事，至赴杭借资，而今已自筹借运出，然在杭书尚多，宜可续运……”，要求“特拨运书费八百元”。

　　陈训慈日记

　　钱当然是个大问题，然而运输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交通压力，几乎击垮陈训慈。他曾感叹道：“无车无钱之苦，至此乃饱尝风味矣。”

　　下面是陈训慈把书从杭州搬到建德期间的部分日记，其艰辛可见一斑。

　　1937年11月15日。“在孤山分馆和史美诚(总务部主任)、郁望尧(阅览部主任)、张崟(编纂组主任)谈话，商讨搬迁图书、公用文件及馆员去留问题。聿茂来商量雇船迁往兰溪之事。昨晚史美诚去雇船，得到二艘，而至中午，船为军事机关占用。”

　　1937年11月20日，“由于雇船困难，叫孙金三君赴闸口雇船，不得而归。十时许，余赴省政府，访秘书沙孟海，并介绍伍时谨秘书长。设法借车，伍先生曾在中山大学掌教，于浙馆公私都有同情。他打电话至公路局设法……”

　　1937年11月21日。“赴省府访孟海兄，告知方志、西文书一部分迁运，不能得船只。得车赴富阳，而浙大无车无办法，孟海作一介绍书，致公路局徐学禹局长，十一时半，往公路局，徐君派技工王君代见，允派汽车运富阳一次。电话给定为二十一号车，告余先归。嘱汪闻兴……但来电，则其车赴武林门为其他机关所用……闻兴不得要领而归。”

　　1937年11月22日。“来杭运书，将方志等装箱待运。而至昨晚止，汽车犹无眉目。就寝意颇不乐。以公家于文化公物之渺视，尚为意想中事；非常时期，组织行动之散漫尤可为全局虑也。”

　　“为借车事，再赴省府，公路局及浙大。至省府时八时。孟海来，忽闻空袭警报。敌机二架少顷即至。如在省府上盘旋。孟海嘱同避地下室中。”“敌机声音未解除警报，即辞出省府。伍秘书长再电徐局长，答语模棱。”

　　1937年12月3日。“文澜阁《四库全书》与善本，自富阳抵桐庐。觅船不得。赖浙大卡车之功，分运三天，已全部抵绪塘，存建德民教馆绪塘分部东首，方丽斋先生家中。”

　　1937年12月10日。“文澜阁《四库全书》暂放建德之绪塘坞，接公路太近，宜搬迁到山乡。”

　　1937年12月18日。“前觅山乡而未定。”

　　竺可桢日记

　　当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日记保留得也很完整，屡屡提及文澜阁《四库全书》之事。

　　1937年12月22日：“陈叔谅(即陈训慈)来，据谓省立图书馆运《四库全书》及省志、英文书籍至建德。”

　　1938年1月22日(在吉安)：“电教(育)部陈立夫，报告运仪器近况，并报告文澜阁《四库全书》硕果仅存，虽由浙大帮同运严(即建德)，似更运内地为是。”

　　1938年2月8日：“余前月二十日致教育部一电，报告文澜阁《四库全书》留建德实不安全。教部韪其议，拟迁贵阳，由浙大协同运迁。但昨接陈叔谅回电，知浙省府拟将其移处州(即丽水)。”

　　1938年3月25日：“叔谅来，知文澜阁《四库全书》于日内可由龙泉起运赴湘。”

　　1938年3月至4月

　　自龙泉到贵阳

　　文化苦旅

　　遵循当时教育部的要求，文澜阁《四库全书》又于1938年3月27日从浙江龙泉出发西迁，途经福建浦城，又折回浙江江山，再上浙赣铁路，过江西，到湖南长沙，从湘北到湘西，直奔贵州贵阳，至4月底运抵，先存西郊张家祠堂，后藏北郊地母洞。

　　行程约1600公里，除了借助浙赣铁路，大多数时间都只能靠肩挑、人拉和船运。尤其需要横跨江南五省的山山水水，其间有说不尽的艰难，吃不完的苦头，加上路途遥远、时间长、天气寒冷；日本鬼子的飞机到处骚扰，空袭不断，一路伴随的就是护书人和《四库全书》的危险境地。

　　仅从浙江龙泉到福建浦城，然后再折回浙江江山，这一段经过了新岭、王坊、峡口、石后、清湖等二十多个镇。而在峡口过江山溪时，由于路况差、人疲惫、天气恶劣，有一车书翻倒在溪水之中。经抢救，运到江山县城的城隍庙里的大天井中曝、晾。这一车书大约有3000多册15万页，若不及时曝、晾，很容易“结饼”或霉烂，《四库全书》就永不能完整。工作要求非常细致，需要一页一页揭开，使用毛纸垫上，让其吸水，然后再曝、晾。为了避开日军飞机的轰炸，护书人没法在江山久留，只好一路跋山涉水一路通风曝晾。一到贵阳，头一件事就是大规模曝书。

　　“现在翻开来的时候还有水印的痕迹。”林祖藻说。

　　1938年，陈训慈向图书界前辈张宗祥求字。张宗祥写了一首诗，概括了这一趟真正的“文化苦旅”：

　　辛苦南征道路长，寿松秘籍在行囊。

　　护书心血债全愿，历劫漂湘发奇香。

　　天一丛残怀甬上，文澜安稳到黔阳。

　　八千卷已归何处，老友飘零泪数行。

　　1944年12月

　　自贵阳到重庆

　　《四库全书》在贵阳存放了六年，饱受云贵高原的阴雨潮湿之苦。

　　1940年2月，浙大从广西宜山再迁贵州遵义。浙江大学当时派出了工作人员参与晒书，竺可桢再次记载了保管《四库全书》的不易。竺可桢1942年10月11日记：“谭其骧来，渠眼力不佳，愿代方翥人去贵阳晒《四库全书》，即在地母洞之文澜阁也。但贵州只六、七、八各月多见阳光，九月以后则暗无天日，此时晒曝殊不相宜。”1943年11月24日，竺可桢又记：“八点晤(贵州省)教育厅欧愧安厅长。与谈文澜阁《四库全书》放在地母洞潮湿，于库不相宜。且浙大派戴明扬本年晒库书，回校报告认为有移回之必要。”

　　1944年，穷途末路的日军企图打通桂黔大陆交通线，从广西北犯贵州，11月，黔境告危。12月8日，《四库全书》转运迁渝，至23日完整抵达重庆青木关。1945年2月19日，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在重庆成立，张宗祥、竺可桢、陈训慈皆为委员。

　　1946年5月至7月

　　自重庆回杭州

　　抗战胜利后，就开始筹划文澜阁《四库全书》返浙，然而真正实施差不多过了大半年。

　　陈训慈和竺可桢的日记记载，文澜阁《四库全书》于1946年5月7日由6辆汽车载运离开青木关，押运员有教育部徐伯璞科长、浙省图书馆夏定域等8人，护送警察有12人，费时近两个月，于7月5日抵杭州。

　　自1937年8月4日离开杭州起，至1946年7月5日回到杭州，浙江图书馆和文澜阁《四库全书》经历了8年又11个月的抗战“文化苦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