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年前，臭名昭著的日本731部队在中国东海边的港城宁波制造了灭绝人性的细菌战。

　　1940年10月27日下午，侵华日军飞机在宁波市开明街一带上空，空投染有鼠疫杆菌的疫蛋及麦粒、粟米、面粉等物。3天后这一地区即发生强烈鼠疫，短短数日内有112人死亡。

　　宁波市鄞州区退休教师胡鼎阳就是当年细菌战的受害者。提起当年日本鬼子犯下的滔天罪行，胡鼎阳激愤难平。就在那一次惨祸中，他一家7口人死了4口，家破人亡。

　　日本飞机掠过城市上空，顷刻间祸从天降

　　当天早上7点钟左右，空袭警报突然响起，一架日本飞机窜入市区上空，散下一片片传单。传单上写着：“重庆正在闹饥荒，民不聊生，日本人民则丰衣足食，尚有余粮来接济你们……”侵我国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还说要好心接济？当时大人们说，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别理他。

　　当天下午2点左右，日机再次入侵。伴随着天空中呈现的一片淡黄色云雾，这次日机投下的不是传单，而是麦粒、面粉等物，散落在开明街、东后街、太平巷一带。日机过后，大家发现，跳蚤突然间多了起来，而且只只都是红色的。后来证实，它们都是吸饱了鼠疫试验者血液的疫蚤，同时投下的麦粒、面粉也是染有鼠疫杆菌的。

　　当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雨水把房顶上的麦粒、面粉冲到了屋檐下的水缸里。当时宁波大多数家庭的生活用水，就是这种接在缸里的“天落水”。一般市民不知道日军空投了鼠疫杆菌，没有任何防备，照样取水烧饭。

　　胡鼎阳回忆说：“死神很快来临了。10月30日，我家房客、滋泉豆浆店店主赖福生夫妇突然发病，第二天晚上夫妇俩便暴死。我看到他们死的形状就像火烤过的对虾，惨不忍睹。接着两天里，我们家附近不断有死尸抬出来。开明街、东后街、太平巷这几条街巷哭声不绝。又过了几天，我们开明街一带几乎成了死亡之街。母亲告诉说，已经死的至少有几十个人。”

　　疫情发生后，当时的地方政府将发病的人送到宁波华美医院诊治，又在东后街同顺提庄(旧时的杂货铺)临时搭建起棚屋作为隔离病房收了许多病人。经华美医院化验，确诊为鼠疫。政府发布告示，疫区内的居民根据不同症状被分3处隔离。

　　我家7口死了4人，不少人家成了绝户

　　人越死越多，恐怖气氛散布在疫区每一个角落。11月1日夜里，胡鼎阳16岁的姑姑和7岁的小叔也出现头痛眩晕、畏寒发热症状。他们吓坏了。第二天清早，全家6口人乘小船逃回了鄞县陈婆渡乡下老家。

　　但逃离疫区逃脱不了死神的威胁。当天中午午饭还没来得及吃，姑姑就全身发烫、红肿，变得神志不清，一会儿就咽气了。“我们把姑姑草草安葬在老家附近的河塘边。又隔了一天，我们发现年幼的小叔也出现了姑姑的症状，两眼充血，伴随抽搐，不多时也死了。”

　　过了几天，搜查队找到胡鼎阳家里来，把他们母子带回宁波。防治组的消毒人员用硫磺烟反复熏蒸后，把他们安置到隔离医院诊疗，注射了预防鼠疫菌苗，接受观察，不准外出。接着，搜查队又先后接来了奶奶和大叔。一家隔离医院共收容了193人。到了11月下旬，医院确诊他们这些人鼠疫没有发作，注射了预防鼠疫的防疫血清后，开具证明释放出来。胡鼎阳和母亲、大叔终于死里逃生，捡回了性命。

　　“我们从隔离医院出来后才知道，就在我们到乡下逃避瘟疫的日子里，爷爷因医治无效，惨死在一家隔离医院。没隔几天，奶奶也发病死亡，同样被装进灵柩深埋在老龙湾。”

　　“这样短短10天时间里，我家里4名亲人相继死亡。后来据资料证实，在开明街一带的鼠疫大暴发中，一共有112人死于鼠疫，有不少人家全家遭难成了‘绝户头’。日本鬼子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罄竹难书。”

　　国恨家仇难以忘却，我们的责任是要对得起死难同胞

　　解放后胡鼎阳当了中学教师。1997年他从陈婆渡中学退休。当时胡鼎阳想，作为鼠疫的幸存者，应利用晚年时间为死难者做些事。他还利用空余时间搜集资料。2000年，胡鼎阳成为鄞县退休教师协会爱国主义讲师团一员，到学校作报告，让年轻一代铭记这段血淋淋的历史。

　　“我的大叔胡贤忠也是鼠疫幸存者，他和我一样，也在搜集宁波细菌战的资料，工作比我有成效。前些年王选组建侵华日军中国受害者民间诉讼团，共有180人，他也是其中之一。1998年2月，应日本友好人士出资邀请，他与王选、王丽君三位作为代表，站到了日本的法庭上，控诉日本鬼子细菌战的法西斯暴行。2004年12月，他自筹旅费，再一次来到东京高等法院，向国际社会揭露宁波细菌战的真相。但让人愤怒的是，日本法庭无视事实，判决不道歉、不赔款。”

　　“我以为，对日民间索赔的道路虽然很艰巨，但索赔过程本身意义重大。通过索赔诉讼，我们可以让历史真相得到揭露，让正义声音广为传播，让法庭见证战争的罪恶，让日本正视其战争犯罪的事实，还受难者应有的尊严。”胡鼎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