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从一个“单位人”逐步转变为“社会人”时，社区成了最终的依归。此时的社区不仅仅是人们的生活居所，更应该是精神家园。如何让社区这一社会的基本单位，更好地发挥社会功能的承载作用，让人们从中找到人生的快乐和心灵的归宿？

　　杭州市下城区在日常的社区工作中，注意从点点滴滴的居民生活中去发现和发掘各种和谐元素，培育新型的社区文化，不断丰富邻里关系，营造全新的社区家园，使来自不同地方、不同职业和不同身份的居民，都能在社区里找到自己的归属——

　　寻找和谐社区的文化因子

　　老龄社区的“新青年”

　　在公交车上，很多年轻人会给70岁的孙福坤让座，但在社区，尽管老孙已属两鬓斑白的“老龄人口”，却只算得上高龄老人中的“小字辈”。

　　老孙隔壁住了位94岁的老太太陈宗麟。家住上海的女儿和杭州临平的儿子条件都不错，但老太太更喜欢住自己家，一是怕生活习惯与子女不合拍，二是“扔不下这么好的隔壁邻舍”。

　　高龄老人独居，毕竟有很多不方便。“隔壁头”的孙福坤自然而然地承担起照顾老太太的任务。十多年来，每天早上出门老孙都要冲隔壁问一声：“师母，今天要带点什么小菜？”如果老太太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老孙更是里外照应，“百叫百应”。此外，老太太家换灯泡、修水龙头、疏通管道等杂活，全由老孙包下了。

　　照顾老太太，已然成了老孙生活的一部分。一次，他半天没见着老太太，也没听到隔壁头有声响，着急地找了半天，才发现老太太正坐在社区办公室里参加座谈会呢。

　　孙福坤和陈宗麟居住的朝晖街道老房地社区是杭州市下城区居家养老的试点社区之一，60岁以上的老人占社区总人口的15%。为了方便照顾，社区为高龄老人安装了“护士铃”，使得老人和志愿者之间的联系更紧密。现在，陈老太太有事就可以按两个铃：一个装在家里，一个揣在口袋里。一听到铃声，老孙就会前去帮助老太太。

　　在社区日常工作中注入人文关怀的“因子”，不仅使老人对社区有了归属感和依恋感，还取得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帮助别人，充实自己———新型的“老龄文化”正在形成。

　　在下城区体东社区，笔者见到了“一家子”：92岁的陈奶奶穿着橘红色短袖衬衫，头发乌黑，精神矍铄；60岁的郑虎彪看起来只有四十多岁光景。傍晚时分，郑师傅的儿子儿媳回家来，一家五口一块吃晚饭，其乐融融。不知情者根本看不出来，其实这是两个“困难家庭”组成的家。郑师傅是“住房困难户”，由于拆迁安置房子未落实，一家两代就在陈奶奶楼上租了个小套；陈奶奶是高龄独居户，孩子住得远，不能随时照顾。

　　今年3月起，经过双方沟通和社区帮助，两家人商定暂住到一起：郑师傅夫妇住到了陈奶奶家，照顾起她的衣食起居。从此，郑师傅夫妇与陈奶奶就像一家人，郑师傅不用为找住房发愁，老人则不再独守孤单。还为了防止老人洗浴时滑倒，郑师母帮陈奶奶洗澡。“就像自己女儿那么亲。”说起这事，陈奶奶笑得合不拢嘴：“我真是老来享福。”

　　“对门外公”邻里情深

　　钢筋水泥的现代建筑一度阻隔了乡土中国的人情传递，滋生出功利、冷漠的“城市病”。然而，在下城区的很多老社区，人们却不时感受到邻里间浓浓的温情。

　　长庆街道王马社区的陈澜小朋友，虽然住得离自家外公外婆家比较远，但时时受到“对门外公外婆”的守护和照顾。父母下班都挺晚，在她读小学一年级时，对门70岁的“外公”杜诚，每逢刮风下雨都要去学校把“外孙女”接回来，然后在一旁守着陈澜做作业。

　　转眼间，陈澜读三年级了，喜欢在自己家的小书房学习和玩耍。于是，她的父母把一套家门钥匙寄存在对门。每天放学回家，只要陈澜叫声“外公”，对门外公就会帮她把厚重的两道房门打开，然后锁好保安门，敞开里面的房门———透过两家的保安门，对门外公外婆就成了“楼道里的守望者”：有什么需要，只要叫一声，“外公外婆”们就会应声而来。

　　渐渐地，杜诚夫妇的生活中多了个“四点钟定律”：不管在外忙啥，只要临近下午四点，他们就会急急起身往家赶。守望相助的邻里文化，在楼道党支部的努力下，发挥着润物无声的影响力。

　　“对门外公”杜诚是这个楼道的党支部书记，他介绍说，他们在2002年成立了杭州市第一个楼道支部，将楼道内18个离退休党员组织起来，通过党员的示范作用，建设和谐的邻里文化。楼道亮灯工程，党员亮相制度，社区巡逻小组，背街小巷整治……点点滴滴的行动，让楼道里的老邻居有了共同的追求和志趣，心与心也贴得更近。

　　据介绍，目前王马社区每个楼道都成立了党支部和楼宇自治会。党员、志愿者与双职工家庭、困难家庭结对的现象越来越多，低龄儿童上学接送问题得到多种形式的解决。有人说：“在生命的两头———童年和老年，社区的色彩分外浓郁。”在采访中，陈澜的母亲告诉我们，王马社区有很多老房子，设施和格局都不如新建的小区，但渗透在邻里间的这种亲情，让人舍不得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