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过了倍受压抑的一天。何勇，浙大保送研究生，硕士、博士均提前毕业，副教授、教授均破格“提拔”，却在风华正茂的36岁本命年之际，因弥漫性肝癌晚期于8月5日病逝于浙医一院。

　　昨天晚上，记者走进了何勇的家，浙大留博楼一套近60平方米的旧房子。客厅临时被布置成灵堂，他的夫人和老父亲在灰暗的客厅中，木然地看着亲人的遗像。他7岁的儿子正在一旁玩耍，全然不懂死为何物的他还好奇地问：“爸爸是不是死了？”

　　他是个苦孩子

　　“何勇是个苦孩子。”何勇父亲喃喃地说，在医院确诊前，他一直不相信儿子会得这样的病。何勇1969年生于安徽安庆，家中兄妹三人，他是惟一的儿子。“我和他母亲都是工人，供养三个孩子太辛苦。何勇从小就帮着折食品纸盒赚点钱，所以长大后他的小拇指是弯曲的。”何勇考入浙大后，他穿着父亲的工作服来上学。别的学生一个月的生活费有七八十元，他只有40块钱。“那时他连买双袜子都要写信告诉我们一声。”从读研究生开始，何勇就没再要过家里一分钱，靠自己勤工俭学过活。

　　但贫困并不影响何勇的聪颖好学。他5岁上小学，一直成绩优异。1985年考入浙大，1989年被保送研究生并提前半年毕业。攻读在职博士时再度提前一年半毕业。

　　留校任教后，因出色的教学工作和科研成绩，他先后破格提拔为副教授、教授，任浙大运筹学与控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成为浙大数学系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

　　从确诊到病逝仅30天

　　今年5月31日，一向身体无大恙的何勇突然发烧。此后他断断续续服用了双黄连、小柴胡等药物，并去过浙大校医院就诊，但不见明显好转。6月9日以后，他带领学生参加高考阅卷，此时他已发烧至38度，每天回家时都很疲倦，饭也吃得很少。

　　7月5日，当何勇的肺部CT扫描出来时，报告单最后一句建议他再做肝脏详细检查。7月5日下午，他被确诊为弥漫性晚期肝癌。浙医一院院长郑树森院士亲自过问了何勇的病情，同时浙大也向其下属医院提出“全力抢救”的要求。但由于何勇的肝癌是继发性的，无法做肝移植。且因为找不到发病点，只能做大规模的全身化疗。

　　8月5日，何勇走了。“他走得很痛苦，这一个月他的身体不断地受到折磨。”多次看望他的同事们惋惜地说。

　　他倒于苦尽甘来之际

　　何勇到去世时都不知道自己的病情，他一直很执着地说：“我一定会好起来”。

　　当夫人拐弯抹角地问他还有什么心愿未了时，他总是很不高兴：“我不想说后话，我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我不能就这样走了。”

　　弥留之际，他泪流满面地说，他最遗憾的是不能养大7岁的儿子。他希望学校能给他调换一套大一点的房子，那是他作为一个男人一直想对这个家庭承担的责任。

　　他把数学上得很有趣

　　“跟了我16年的学生，怎么就先我而去了？”何勇的硕士生、博士生导师、原数学系副主任姚恩瑜觉得太突然了。在浙大数学系为何勇建立的悼念网页上，来自国内外的同行、学生的留言都显示了震惊之情。

　　“他太累了。”何勇的同事张国川说。“他话不多，但对自己要求很高，做事很拼。他夫人说他吃饭时总是一手端着碗，一手或拿书，或打电脑。他总是单肩背着黑色的书包匆忙进出。以至于昏迷时，他让夫人把肩上的书包拿下来，其实那只是盖在他身上的床单。”

　　“何勇是我们最需要的教师，他把数学课上得很有趣。”数学系主任刘克峰如此评价。何勇带队下的浙大数学系分支运筹学与控制科学已抢占全国“龙头”位置；他指导的本科学生两获亚洲高校仅有的国际数学建模竞赛特等奖，他带的第一个博士生已评上副教授。何勇带了15个硕、博研究生，是全系带学生最多的导师之一。

　　“他总是一副精力充沛的样子；我们也总以为，给年轻人压点担子是好事，可我现在很后悔，长期超负荷的运转，让他透支太多了。”姚恩瑜痛心地说。

　　编后:浙大数学系主任刘克峰说：“国内中青年教授比国外教授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和压力，我们是否可以尝试改变这种状态，让他们在更宽松的环境下做学问？”清华段远源教授对本报记者说，英年早逝在清华已不是新闻，“我们的工作量太超负荷了，但大家都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比拼，麻木了。”

　　我们应该怎样爱护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是宝贵的社会财富，同时也是压力最大的一群，如果您有何感言和建议，请发送qbkj@zjnews.com.cn，或致电85311235，我们会认真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