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还得从两年前说起。从十多年前开始，三墩人翁大伯就在皮市巷一带骑三轮车卖水果，后来因为城管管得严了，2003年6月份，他终于下定决心，租下了皮市巷沿街的一户人家的天井开起了水果店——天井是露天的，日晒雨淋，水果吃不消，他就用石棉瓦在天井里搭了个棚子，早上五六点钟开门营业，晚上11点钟才关门。

　　时间一长，水果店一早一晚发出的噪声让楼上的何大姐一家吃足了苦头，加上水果店属违法建筑。何大姐便向有关部门投诉。投诉一次，水果店就被拆一次；拆得次数多了，翁大伯也受不了了。2003年7月份，他和何大姐商量，最后双方决定，翁大伯每个月向对方补偿300元，大家就这样算了，何大姐同意了。

　　为了把事情敲定，双方还签订了一份“租房补偿协议”——规定这300元在每个月的25日支付。考虑到这份协议让其他住户知道后可能会产生歧义，双方还约定：“私订协议不得外传四方，任何一方外传，就要赔偿对方一万元”。

　　之后，翁大伯又把棚子搭了起来，楼上楼下两家相安无事，甚至成了好邻居——翁大伯卖不完的水果有时就寄存在何大姐家里；而何大姐没事时也会到翁大伯的店里转转，翁大伯临时有事走开时，何大姐也帮着照看一下水果店。

　　就这样，一晃两年过去了。

　　7月31日，何大姐又像往常一样问翁大伯收上个月的300元补偿费，但这一回，翁大伯突然说，不给了。

　　钱没给，翁何两人起了争执。8月6日，何大姐再次向翁大伯讨要7月份的补偿费，但依然没有讨到。何大姐就火了，拿起水果店里的晾衣竿，回到楼上把水果店的棚子给捅了。

　　“为了晾衣服方便，我家的这根晾衣竿平时就存放在他的水果店里。因为水果店的棚子搭起来后，我们阳台上就没法晾裤子了，只能晾到马路上。那天，我到楼下拿晾衣竿的时候，还对他说过的，不付钱，所有的责任由他自己承担。”何大姐说。

　　何大姐还要向翁大伯收一万元精神补偿费。何大姐说，因为当初协议里明确写明了，如果谁把300元补偿费的事透露出去，谁就要向对方付一万元精神损失费。

　　“结果他单方面把这事说了出去，搞得满城风雨，使得不少邻居认为我在欺负他、敲诈他。今天早上6点钟，就有人在我楼下说我不该收这笔钱，都是老邻居了，你说我这脸往哪里搁？你说我该不该向他收精神损失费？”

　　为什么突然不愿意付这300元了？翁大伯说，主要是因为上个月，附近庆春路上新开了一家水果超市，把小店的生意抢去了一大半。现在除了付掉每个月1000元的房租外，基本上没什么钱好赚了，如果再给楼上300元的话，小店就要亏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前几天，他刚大学毕业的儿子来店里帮忙，父子俩说起经营的事，他就把这300元补偿费的事给儿子说了，儿子听了后认为这钱不应该交的。事后，他自己也仔细想了想，也觉得交这300元补偿费挺不是滋味的，再加上房东把房子卖了，他确实也想过不再开店了，所以就临时决定不交了。

　　楼上何大姐该不该向楼下翁大伯收取精神补偿费？昨天皮市巷里不少居民在议论这件事情。

　　有的说，不该收——如果不给钱就投诉叫人来拆棚子，给钱就不投诉，那算怎么回事？

　　也有不少居民说，这钱可以收，毕竟双方一个愿给一个愿收，毕竟楼下开店，确实影响到楼上住户的生活。如果交点补偿费能让双方的心态平衡一些，未尝不是解决此类邻里纠纷的好办法。因为钞票，本来有矛盾的邻居相安无事了；又是因为钞票，大家又反目成仇了。邻居做成这样，其实大家味道也很差的。翁大伯和何大姐不妨就这样想想，双方也是为了想办法解决矛盾，也没啥大不了的。要是这个办法行不通了，再试试另外办法，邻居毕竟还是邻居，总要互相照顾一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