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父母教导我们“礼多不怪”、“以大为尊”，同辈人叫他一声“大叔”，人家一定乐滋滋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声“同志”可以行遍全国，无论男女老少、上下尊卑，都乐于接受。但现在，再这样称呼似乎已经不合时宜了，甚至还会引起对方的误解和不快。

　　称谓反映的是一种特定的社会文化和人际关系。像现在这样没有一种被公众普遍认可的规范称谓、使用时颇费斟酌的现象，专家定义为“称谓困境”。一个具备最完善词汇的民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称谓尴尬呢——

　　称谓词折射社会文化变迁

　　

　　公众集体陷入“称谓困境”“我怎么就成了老板了？”在一家媒体工作的张先生有些哭笑不得，原因是每次上门来收购废旧报纸的大姐，总是很殷情地向他打招呼：“老板，你有没有旧纸要收的？”对于五十出头的张先生来说，“同志”听着更顺耳。

　　可是这位大姐却不这么认为：“现在老板最时髦了，有什么不好呢？”她看到大楼里有单独办公室的人，还一律称其为“老总”。尽管，有很多人纠正她“我不是老板，也不是老总”，但她还是照叫不误，“叫大一点，又没关系的。”

　　如果按照传统的意义来界定，这位大姐的称谓完全是错位了，因为她面对的是一家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而不是私营企业或什么公司。

　　“那么，我该怎么称呼呢？先生？小姐？先生叫起来蛮别扭的，小姐现在可不能乱叫呀！”大姐迷惑了。

　　其实，这样的困惑又何止收废纸的大姐一人呢？在如今的社会中，我们常会遇到不知道该如何称呼对方的尴尬事。比如，在宾馆、饭店、商场等公共场合，面对服务员或者其他工作人员，不知道叫什么好。过去称呼“同志”、“小姐”很得体，可是现在这样称呼人家，别人并不见得愉快，因为这些称呼在特定的环境下，被赋予了别样的内涵。

　　怎么办呢？“有时实在觉得不好称呼，就叫声‘哎’算了。不过，这样多少显得有些失礼，显得自己很没有教养。”一位经常光顾宾馆、饭店的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陌生人之间难称呼，连熟人之间称呼也不是件简单的事。

　　在某机关工作的老李就面临着如何称呼新领导的“困境”。这不，在某机关工作的年轻人张军革(化名)刚刚被提了处长，同一处室的老李一直以张军革前辈自居，以前总是“小张长，小张短”的，现在觉得不好再这样叫了。怎么说，“张处长”也比“小张”来得尊重吧，虽然一时叫不顺口。可偏偏张军革谦虚，说“还是叫我小张吧”。老李心里想：别人都是张处长、张处长地叫着，我一个人叫小张，合适吗？！到底该怎么叫呢？老李琢磨了半天，还是没找到一个合适的答案。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知道“怎样称呼你”的情况还很不少。有的受访者说：“最怕面对三十多岁的女性。叫小姐吧，不合适。叫大姐吧，把她叫老了，她心里不乐意。这个阶段对年纪相貌最敏感了！”有的受访者说：“在马路上问路，我喜欢找老太太，大妈，大娘。肯定错不了。先生、小姐什么的，好像太一本正经。”

　　困境凸现新旧观念冲突

　　是什么造成这种“称谓困境”呢？

　　内蒙古大学中文系李树新教授领导的课题组，以汉语社交称谓词的嬗变和当今社会面临的称谓困惑现象为切入点，对汉语称谓词的文化因素做了一番深入研究。他在《现代汉语称谓词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指出，随着社会制度的更替、文化观念的变革，平等原则和情感原则逐渐取代了等级原则，而成为现代汉语称谓词使用的主要原则。但由于中国原有文化传统的影响，导致等级称谓依然存在。

　　称谓词有着深刻的文化烙印，它的历史变迁反映了新旧文化观念的变化。

　　中国文化的封闭性和尊卑有序的文化心理定势，使汉语传统称谓词具有森严的等级性。对人的称谓原则是一种“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的等级原则。同时，讲究情感也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儒家义理的核心是情感和理性。等级文化和情感文化力量的冲击，使得现代汉语的称谓轨迹变得复杂起来，以至游移不定，让人难以把握。

　　浙江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学者褚良才教授认为，汉语称谓原则通常包括礼貌原则、谦逊原则和合作原则。但这仅仅是表层原则，其深层原则应是等差和情感原则。等差原则体现尊重但缺少亲和，情感原则体现亲和但缺乏尊重。要兼顾这两个原则的效果，人们在选择称谓时往往会处于两难境地。

　　作为深受传统文化浸润的学者，褚良才还认为，称谓体现的是一种礼仪。中国传统文化是重人伦、重人际关系的。关于这一特点，费孝通先生曾指出：“为了生活的需要建立不同的社会关系……家庭生活中所养成的基本关系，在生活向外推广时，被利用到较广的社会场合上去”，人们“时常可以有意地弯曲客观的谱系秩序，以示好感，甚至包括毫无亲属关系的人”。

　　他说，汉语传统称谓词中有一套完整的敬称和谦称形式。比如称自己“不才”、“在下”，称别人“尊驾”、“君”等。虽然这种敬称和谦称形式有着等级因素和客套成分，但是传统文化中重人伦、讲究礼仪文明的合理成分应该继承并发扬光大。他特别批评了当下一些不重文明礼仪的做法,认为“就基本的文明礼貌来说，幼儿园的孩子可能比大学生都做得好。称谓虽是个小事，却体现了文明的大问题”。

　　称谓，社会转型的缩影

　　小小的称谓不仅反映了文明的大问题。有学者指出，称谓最直接的反映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称谓困境实际上是新旧文化观念和新旧人际关系的对立冲突在称谓词上的反映。

　　从这个意义来说，从称谓词的潮起潮落中，分明可以触摸到社会变迁的脉络。

　　我们可以从“先生”一词近五十年的兴衰史中体会到这一点。解放后，为了迅速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业强国，我们选择了高度集中管理的计划体制，整个社会政治气氛浓厚。在人际关系上，不断消减封建主义、宗法主义的影响，并沿用了战争年代革命队伍中的建制，在单位内部和一切非私人领域，普遍使用带有政治意味的称呼，“同志”成为最流行的用语。而“先生”除了在知识分子圈内被用于尊称外，在正式场合常被当作对不宜被称为“同志”者的称呼。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由政治文化向工商文化转变,“先生”、“小姐”等首先出现在新兴的“白领”阶层，而后向外扩展，成为在公共场所打招呼的用语。这个用语，既排斥了政治文化又超越了以“师傅”等口头语色彩较重的称谓词为代表的世俗文化。

　　而“老板”、“老总”等称谓的流行，则反映了在我国经济转型中，人们对个人财富的追求和对在经济领域成功人士的尊重。这种用非情感性的尊称去与人打交道，可以看作是中国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变的表现。

　　总之，称谓的变化与社会文化的变化息息相关。有关专家学者指出，“称谓困境”的破除，最终还在于社会的进步，在于人们进一步摆脱传统文化中等级的意识网络、在于人们文化观念的进一步更新，在于人际关系的进一步和谐、融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