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繁华的杭州市中山北路与凤起路交叉路口，“杭州市区农村信用联社”的门牌挂了多年却一直不怎么起眼。直到最近，它被一块大而醒目、蓝黄白相间的“杭州联合银行”广告牌取代后，许多杭州市民才意识到，自己身边是不是又多出一家银行了。

　　一脚踩在农村，一脚踩在城里———尽管从历史使命到现实宗旨，“服务三农”一直是农村信用社的不变“招牌”，但在城市化水平已高达53%的浙江，这一“招牌”注定要被

　　添加进不一样的注解。

　　换牌子不换感情

　　虽说正式挂牌已经一个多月了，但杨云虎案头上的存贷“日计表”用的仍然是“杭州四季青信用社”字样的老报表。从2005年6月8日开始，当了15年农村信用社主任的杨云虎，身份变成了杭州联合银行四季青支行行长。

　　“牌子响了，可跟老信用社的感情没变。”杨云虎说，有的时候拿起电话，还是习惯性地自我介绍为“四季青信用社”。

　　位于杭州市区东郊的原四季青信用社曾是浙江省最大的农村信用社。自从前两年四季青镇改名为街道、附近农村改名为社区后，信用社的服务主体逐渐从农民转为了市场经营户、个体工商户等居民。目前其存款规模达17亿元，贷款余额12亿元，其中自然人贷款余额2.85亿元。“所谓自然人其实大多是原来的农民，他们在账面上的贷款归类还是‘农户贷款’。”杨说，现在他们的口号是“服务社区、支持三农”。

　　而在浙北德清县城英溪北路营业的武康农村信用社英溪分社，每天早上7点半，在大多数商业银行还是“铁将军把门”的时候，就有农民上门办理第一笔业务了。显然，由于服务对象不一样，其作息时间不可能跟商业银行一样。

　　2003年下半年启动的新一轮农村信用社改革中，德清县是浙江省的6个试点县之一。改革前，德清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农业贷款比重不超过15%，一年后，农业贷款比重已超过40%。

　　浙江的人均GDP已经达到2900美元，步入了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这个省在选择农村信用社改革模式时却没有一步到位地设立农村商业银行，而是确定了按照农村合作银行、县级联社和暂且保留县乡两级法人三种形式组建农村合作金融的模式。到2004年底，浙江省农村信用社的农业贷款余额为686亿元，比上年增长21%，今年计划增加发放农业贷款190亿元。

　　并非“鸡肋”的老客户

　　杭州联合银行四季青支行下辖9个营业网点，靠近城郊的五福、三堡等几个网点效益明显好于靠近城中心的网点，其中城郊网点各项存款增长幅度高的年份可达20%，而城中心网点则增长缓慢，或出现负增长。“农村信用社已离不开农民。”行长杨云虎说，追踪老客户群、营业网点跟着农民安置房走，已成为这个支行的经营之道。

　　农户贷款点多面广、量小利薄，前些年一些商业银行纷纷以压降管理成本为由退出了农村市场，加剧了农村资金“失血”状况。找准了市场“契机”的浙江各地农村信用社却发现，农村信贷客户并非“鸡肋”。2004年全省农村信用社系统实现账面利润21.57亿元，占全国农信社的1/5，不良率已下降至5.23%。

　　南浔农村合作银行是浙江最早开业的合作银行之一，目前农户贷款余额达8.79亿元，农户贷款覆盖面24.3%。银行董事长郭樑说，农户个人贷款的损失率只有0.3%左右，是信用最好的一个群体。

　　德清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理事长陈建荣这么解释自身的市场定位。他说，如今信用社恰好与各大商业银行形成了“互补”关系，“比如，我扶植农民养蚕，他们再扶植涉农企业搞深加工”。

　　这种“分工”导致的局面之一是，一些信用社在当地市场取得了“垄断性”优势。到今年4月，南浔农村合作银行的存、贷款余额已分别占到了湖州市南浔区金融机构存贷总额的46%和50%以上。郭樑说，对于区内农户和农村个体工商户的贷款，其他商业银行基本上没有。

　　杨云虎说，由于信用社跟附近社区居民人头熟，对他们想什么、需要什么都很了解，因此能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破解“信息不对称”难题，贷前调查、贷审会、发放贷款整个流程的效率都很高，“居民们也更喜欢跟我们打交道”。

　　改革取向之辩

　　德清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曾提出在今后两年把支农贷款比重提高到60%。“但实现目标的途径有待寻找。”陈建荣说，如今在沿海地区，传统的粮食种植业贷款需求已经越来越少，其增长“潜力”可以说几乎不存在，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已使得工业与农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城市里的农村信用社，也不满足于只做专门的“社区银行”。杨云虎认为这个提法“太窄了”。他说，为社区服务只是立业基础，以后信用社也应该能进入市政建设、大额项目甚至国际业务。

　　显然，在这轮改革的中央专项票据和地方财政补助到位后，实现了轻装上阵的农村信用社已显露出“大干一场”的雄心。但是，刚刚走上新征途的农村信用社从经营管理、竞争水平到抗风险能力并不能让人放心。

　　业内人士提出，目前浙江81个县级农信社，股东少的有几百户，多的一万多户，股权极其分散，这种“名义上”的产权明晰并不能真正形成所有者约束力。而受区域制约明显的单个信用社，也适应不了愈加快捷的资金流动需求。还有一种担心是，不加制约的利润化追求，难免影响一些信用社的“支农”质量。

　　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张晨说，虽说原杭州市区信用联社的基础较好，但也面临着机制创新、员工整体素质不高等现实问题。目前，这家银行正着手引进全球排名前25位的荷兰合作银行参与改革重组，帮助提升自身产品研发能力、完善营销体系建设、推进金融服务现代化水平。

　　对于更多的信用社而言，上述模式并不具备可推广性。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理事长朱范予表示，对农村信用社实行“行业管理下的法人治理”是现实需要，接下来浙江省将进一步完善省级农村信用管理体制，一来提高农村信用社的整体经营管理水平，二来通过引导更好地履行“服务三农”的职责。

　　“央行前两次上调1.5个百分点存款准备金率时，农村信用社都享受到了‘豁免权’，对浙江意味着要增加40亿元的可用资金。”朱范予感慨地说，构建和谐的全省农村合作金融系统，无疑是本轮改革的不二选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