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公示仅剩3天

　　北京专家称，河姆渡方面无法提出有创造性的图案设计

　　核心提示

　　如果能早点知晓有中国文物保护标志征集大赛，如果能有专业人士对河姆渡遗址进行专业包装，或许，河姆渡遗址的“太阳神鸟”就将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代言人”。

　　一次千年难逢机会，可能就这样失去！余姚河姆渡遗址博物馆馆长叶树望难过得连续几天没睡好觉。

　　就在3天前，叶树望得知，国家文物局已准备将来自成都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金饰图”作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事实上，河姆渡才是太阳神鸟的故乡，”昨天，叶树望代表博物馆向国家文物局发函，据理力争，希望有关方面能对中国文化遗产标志重新考虑。

　　但昨天，记者采访北京有关专家时，对方称，由于时间紧促，河姆渡方面无法提出有创造性的图案设计，基本上不可能改变这个结果。

　　文化遗产标志拟定“太阳神鸟”

　　“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征集与发布活动始于去年，由国家文物局成立组委会，向全社会征集。对此，宁波市文广局文物处处长董贻安记忆犹新。他说，去年3月，在有关媒体看到消息后，曾推荐几个广告公司去参加。遗憾的是，由于没有发文件，叶树望对此一无所知。

　　前几天，董贻安从国家文物局网站上得悉，“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拟采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四鸟绕日)金饰图案。组委会介绍，最后这件中选方案来自四川金沙一家设计公司。目前，这个标志已在国家文物局网站上公布，后天就是公示截至期，各界可以对图案设计、中英文文字、标志内涵等提出意见和建议。据国家文物局网站上的资料，“金沙太阳神鸟”图案是四只神鸟围绕太阳飞行，中心的太阳向四周喷射出十二道光芒。环绕太阳飞翔的四只神鸟，反映了先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十二道太阳光芒与四鸟的“十二”与“四”是中国文化经常使用的数字，表达了先民们对自然规律的深刻认识。

　　“太阳神鸟”有原物，是一件金饰，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迄今有3000年历史。

　　宁波的“太阳神鸟”出现得最早

　　这令叶树望等宁波文保专家颇为不解。“既然文保标志要用‘太阳神鸟’，就应该用河姆渡遗址的，它比金沙遗址的‘神鸟’整整早了4000年。”叶树望拿出馆藏国宝——一件象牙鸟形器，上面刻有“双鸟朝阳”图案，太阳上方是熊熊燃烧的火焰，两侧护围着一对像凤凰一样的鸟，呈现出强烈动感，图案细腻逼真。

　　叶树望介绍，这是迄今国内发现最早的“太阳神鸟”，出土于河姆渡遗址第三文化层，据北京大学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5500年至公元前5000年，距今已有7000年历史。

　　为让记者信服，叶树望还拿出了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严文明、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研究员刘军、王海明等众多专家的学术论文，证明这件象牙雕刻件是先民崇拜太阳和鸟艺术表现形式的杰出代表作，与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有异曲同工之妙，并无质的区别。而且河姆渡的“双鸟”可理解为雌雄双体，也是二进制的源头。“河姆渡的发现，宣告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并被评为中国20世纪十大考古成果之一。无论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还是遗址本身出土的文物品种、数量、价值，绝不亚于金沙遗址，特别是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知名度，远比金沙遗址要高许多。”但令叶树望烦恼的是，他只能提出异议，而无法在短时间内提出新的标志图案。

　　金沙的“太阳神鸟”更懂包装

　　“如果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真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我不奇怪。”与叶树望相比，董贻安平静许多，他表示，金沙遗址当选并不意味河姆渡遗址不如它，这只是文化遗址标志的评选，除了遗址的代表性以外，还有标志图案的视觉美观等因素。

　　董贻安还介绍说，成都在文物保护和文物“文化”上确实有值得借鉴学习之处。近两年，成都市政府对金沙遗址的形象包装、宣传花了大力气，如编排了几场反映金沙遗址内容的大型音乐剧《金沙》，到北京保利剧场公演；此外还组织金沙遗址出土文物，到日本、国内各地巡回展览，让外界对金沙遗址尤其是“太阳神鸟”留下深刻印象；今年，他们干脆将把全国文物工作会议“请”到成都召开。

　　不过，董贻安也表示，既然在公示期间，宁波还可以据理力争，通过各种途径，向专家组迅速呈上要求采用河姆渡遗址“太阳神鸟”的理由。若河姆渡“太阳神鸟”图案能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这比发行国家邮票都显得有“重量级”。

　　宁波应创新文保思路

　　中国文物局办公室有关人员介绍，公示结束后，国家文物局将对“中国文化遗产标志”进行注册，标志主要供文博行业使用，并需提交申请，标志将用于印刷品、建筑物外观等。

　　一个简单的标志图案，为何引起众多文保专家的关注？

　　对此，对文物保护颇有兴趣的鄞州旅游局市场科沈戈峰举了个例子，自“马踏飞燕”成为“中国旅游标志”后，出土这件文物的甘肃省武威市名扬天下，自然成了旅游名城。同理，“中国文化遗产标志”若采用河姆渡文化的“太阳神鸟”图案，对河姆渡文化本身乃至提升宁波“软实力”工程、建设浙江“文化大省”都意义非凡、深远。

　　董贻安坦言，此次标志图案之争，反映出宁波有关部门信息不灵，在文物保护上老观念，缺少创新和包装。但在董贻安看来，宁波有两次非常成功的申遗操作：在申报“梁祝”世界非物质遗产过程中，宁波抢先提出方案，主动牵手杭州、绍兴、江苏宜兴、山东荷泽、河南汝州等地，联合“申遗”，不但抢得了主动权，也赢得“梁祝”更多的商机；在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时，宁波也与泉州、广州等地联合“捆绑”申遗。